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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回归剧场之路

2018-11-22 18:17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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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宋宝珍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话剧发展比作一部长篇史剧,那么这里面确实有不平凡的剧情。这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文化艺术走向繁荣的重要契机。从40年前放眼全国找不到几台话剧演出,到2017年仅北京一地,话剧、儿童剧演出就有8763场次,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展态势。

  新时期之所以“新”,不只是时序上的晚近,更是文化观念的更新,发展机制的调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锐意进取的意志升华。站在当今的历史节点,回顾新时期40年戏剧的发展,仿佛是逆向穿越一条历史长河,特别能体会那种扑面而来、奔腾不息的气势,以及经过磨洗、塑形、积淀、升华的历史遗珠的魅力。

  思想启蒙与社会批判的复苏

  话剧所具有的艺术优势在于它可以及时地、纪实地反映时代的风貌和生活的形貌。哪怕什么外在的物质条件也不具备,只要有人演,有人看,演出就形成了。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话剧的语言不同于歌咏抒情的词章佳句,它蕴含着心跳的节拍、人心的温度、生命的律动,也闪现着反映时代趋向、思索人生意义、探究存在价值的思想辉光。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富思想建构和理论指导意义的观念,那么它在戏剧上的表现则是以大无畏的勇气,敢为天下先的壮举,冲破“左”倾意识形态的禁锢,反映时代主潮和人民心声,在艺术观念、戏剧思想、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上开始了勇敢探索和率先实验。

  1978年9月23日,宗福先编剧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首演,在“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之时,此剧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欧阳平,当成正面形象塑造在舞台之上,无疑是一种冒险。但是,正因为此剧“用文艺形式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说出了亿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表达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感情”,所以它一被调入北京演出,就得到了首都观众的好评,随后演遍了大江南北。它像是一道惊雷闪电,预报了“草树知春不久归”的消息。

  《于无声处》

  此后,话剧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的价值迅速恢复,创作热潮开始涌动: 1979年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五幕话剧《报春花》(崔德志编剧,刘喜廷导演),1980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十场话剧《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胡思庆导演),1981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五幕话剧《明月初照人》(白峰溪编剧,陈颙导演),198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四幕话剧《红白喜事》(魏敏、孟冰、李冬青、林朗编剧,林兆华导演),1985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无场次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编剧,田成仁、吴晓江导演)等,都显示了对于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思考,对社会人生的叩问与观照。

  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其思想探索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唤醒、还原、展现了革命历史,还革命领袖以真实的人格、精神,而且在客观真实的创作原则指导下,表现了他们工作生活的常态和性格行为的个性。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毅等革命领袖纷纷在话剧舞台上亮相,打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领袖人物在戏剧中不曾露面的记录。

  从文化反思的视角出发,新时期话剧也开始关注民族的历史命运和集体无意识心理。锦云编剧,林兆华导演的《狗儿爷涅槃》(1986),表现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和不断扩张土地的痴想。传统农民狗儿爷的命运起伏、离合悲欢变换于土地的得失之间,狗儿爷的理念是:你祁永年当地主不行,我狗儿爷当地主可以。此剧从民族心理和精神层面,揭示了土地革命、权力更迭无法一蹴而就地解决的历史循环性问题,也阐明农民走向现代人生必然要经历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

  陈子度、朱晓平、杨健编剧,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1988)把人们在“文革”时期极端贫困的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狭隘、自私、倾轧、狡猾等落后积习,呈现于现代戏剧的表现时空之中,那些资源贫瘠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彼此倾轧,那些落后愚昧所导致的相互打压,形成一幕幕的悲剧,在封闭的村落里日复一日地上演,他们既是角色,也是看客,或者时而充当角色,时而充当看客。

  《桑树坪纪事》

  何冀平编剧,顾威导演的《天下第一楼》(1989)则通过一座处于乱世、惨淡经营的烤鸭店的兴衰聚散,思考着“改革”的难题。烤鸭店像是一个改革的实验点,卢孟实的种种谋略最后竟是南柯梦断,谁来改、改什么、怎么改、为谁改的问题不解决,最后必然导致“谁是主人谁是客”的诘难。

  中国话剧一直探索着民族性、现代性的艺术进程,围绕着变革时代出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进行人性反思,出现了立足当代、关注现实的一系列优秀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剧目,如李宝群编剧的《父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万世根本》以及小人物系列等。其中查明哲导演的《父亲》(1999年)表现了退休劳模和他的下岗子女的现实处境,在家庭关系与亲情扭结之中,刻画普通人真实、善良、淳朴的人性。面对全家人下岗的人生危机,他们有过心灵的挣扎和灵魂的隐痛,但是却精神不倒、意志不屈,从不放弃对美好人生的憧憬与向往。

  叙事方式与舞台理念的探索

  改革开放初始,中国话剧的叙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戏剧叙事,一般是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观念,遵循“三一律”的原则,围绕一个主题在闭锁式的戏剧结构里,顺向展开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这种戏剧演出于镜框式舞台之中,戏剧表演力求真实,要求演员“要‘当众生活’”,不可打破“第四堵墙”,不能与观众进行现场的互动与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的各种哲学观念、艺术思潮和流派引进国内,现代主义探索人、探索人心、探索深藏在人的内部的隐秘灵魂的理念,以及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手法,意识流、荒诞派的艺术特点,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史诗剧场”观念,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以及近年来“文献剧”“浸没式戏剧”“直面戏剧”、“戏剧构作”“叙事体戏剧”等观念和方法的引入,给中国话剧创作者带来新的思路和启示。这些现代理念融会在话剧舞台艺术中,通过不断被吸纳、转化,逐渐地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也慢慢被国人所接受。由此可见,艺术的发展不能定于一尊,归于一派,而应当建立起有效的、开放的、融合的、创新的体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1980年贾鸿源和马中骏编剧的《屋外有热流》为标志,涌现出一批在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话剧,如《血,总是热的》(1981)、《绝对信号》(1982)、《车站》(1983)、《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1984)、《WM(我们)》(1985)、《野人》(1985)、《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1985)、《中国梦》(1987)、《死水微澜》(1991)、《鸟人》(1993)等,这些戏剧无论是在艺术思想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探索意义。

  《鸟人》

  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剧作家宗福先、刘树纲、马中骏、王培公、过士行、孙惠柱等,为剧作的新形式和新意蕴做出了勇敢的开拓。一批锐意创新的新老导演黄佐临、耿震、王贵、林兆华等在舞台语汇和表演方法上,做出了不拘一格的探索。

  在《屋外有热流》一剧中,为保护集体的种子而冻死在雪地里的哥哥,时常以鲜活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可以穿墙而过,也可以转眼即逝,他虽死犹生,热情犹在,所到之处,温暖如春;他的自私自利的弟、妹,虽然裹进了厚重的大衣却仍感寒冷,无聊。该剧中的“冷”,“热”带有明显的象征寓意。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中,死者的灵魂穿梭在各种活人中间,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与歹徒搏斗时,那么多人会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歹徒将自己刺死,他要与他们进行灵魂的对话。而《WM》,从剧名的字母形态上,即可见出作者的象征寓意,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人生,再重新扶正。还有《车站》和《野人》,都比较直接地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

  在赖声川编导的《暗恋桃花源》中,戏中戏、暗恋与桃花源、他者与自我、悲与喜、得与失、迷与觉,形成了多种互文关系和多重舞台镜像。“暗恋”部分是当代人令人唏嘘的悲情,“桃花源”部分是发生在晋代的喜剧。同一部戏里,包含悲伤与喜闹两种叙事,在创作方法上无疑是一种冒险。但赖声川牢牢把握戏剧的总体情境,让戏剧的主调和变奏有机融合,彼此呼应,情节运行起伏有致,节奏鲜明。他还用戏外戏、音乐、灯光等的有机配合,完成了悲喜之间情绪氛围的灵活转换,既有必要的心理铺垫,又有过渡的合理自然。

  田沁鑫编剧、导演的《北京法源寺》人物众多,场面壮阔,创造了群像戏里个性鲜明、绝不混同的艺术效果。此剧牵连了很多历史人物和故事,信手拈出一个,都可以写成一部甚至几部戏;但话剧《北京法源寺》恰恰舍弃了完整的线性叙事模式,摒弃闭锁式戏剧结构,它追求的是整体的诗意,情境的意蕴,历史时空、心理时空、当下时空的自由翻转,甚至随机互换,追求思辨的文化内涵。作品并未拘泥于还原历史的状态,而是开掘历史事件背后人物灵魂的真实。

  新世纪的原创风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观照时代,讴歌英雄的原创话剧明显增多。杨林创作、李利宏导演的《红旗渠》(2012),表现了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带领数万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凿通太行山,引来漳河水,耗时十年建成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故事。此剧讴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弘扬了普通劳动者改天换地的气概,塑造了他们浩气长存的英雄群像。

  2015年是原创话剧集中展现实力的一年。《共产党宣言》《代理村官》《一诺千金》等纷纷登台演出;国家话剧院以“原创、艺术、人民、时代”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近年来出现的话剧《古田会议》《从湘江到遵义》《谷文昌》《干字碑》《麻醉师》《热泉》《热土》等,以先烈和英模人物为原型,表现他们坚定的理想信仰、奋斗的人生经历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此外,一些有文学基础和思想内涵的小说也被改编成了话剧,如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老舍五则》《二马》,根据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推拿》,根据陈忠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白鹿原》,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平凡的世界》,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繁花》等等,也借助原著文学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随着中国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一些关爱老人,探讨生死,饱含人文关怀的话剧作品也开始出现,如《远航》将生命的逝去当成是一段向浩瀚的未知世界进发的航程,在唯美的憧憬之中表达对生命的珍重;《生命行歌》则反复吟诵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追求一种“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禅意与诗意。如果说生死观念的嬗变反映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进步,反映着思想的高度、哲学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那么这些话剧所探讨的生命的尊严、人间的温暖、终极关怀等等,则恰恰是新时代、新主题的体现。

  从小众艺术到大众消费

  话剧艺术发展到今天,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表现为话剧生态环境较之以往已经具有了很大的改善,也表现为话剧的资源优势、演出总量、受众人群、社会影响、经济效益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设立。经过5年时间播种、培养,让话剧这一原本被视为小众艺术、都市艺术的舞台演出形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与传播。从2014到2018,国家艺术基金5年来对于话剧艺术的资助总额达到了2.57亿元,共资助话剧类项目129项,其中大型原创剧目88项,传播、推广、交流项目35项,话剧人才培养项目6项。其中资助的主要话剧有:《老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兵者,国之大事》(总政话剧团)、《红旗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古田会议》(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徽商传奇》(安徽省话剧院)、《代理村官》(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此心光明》(贵州省话剧团)、《麻醉师》(西安市话剧团)、《詹天佑》(河北省话剧团)、《苏东坡》(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平凡的世界》(陕西省话剧院)、《远航》(大庆市话剧院)、《北京法源寺》(中国国家话剧院)、《闽宁镇移民之歌》(宁夏话剧团)等等,不仅在艺术质量上明显提高,而且在社会效益方面也表现良好。

  此外,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上海文广新局剧本创作孵化计划、艺术人才培养计划、各级省委省政府对于舞台艺术的大力资助,各种国际、国内的艺术节、戏剧展演活动的举办,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话剧的发展起到了固本强基的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一是播种、滋养、培育、壮大了一批优秀的话剧剧目。这些剧目题材丰富,类型齐全,形式多样,尽管不能说每一个资助项目都很理想,但是大部分剧目还是完成了预期目的。

  二是在创作方法上,坚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广泛借鉴现代艺术手段,在剧场美学、艺术品质、观赏效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三是各地院团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和调动起来,滇、陕、甘、宁、青、川、藏、黑、吉、辽等省,甚至一些二三线市镇,话剧演出明显增多,一些校园剧社、民营剧团、社区剧社的话剧演出也蓬勃开展,话剧的欣赏业已成为百姓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式,话剧艺术的发展体系焕发生机,文化生态明显好转。

  40年来的中国话剧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值得思考的艺术启示。比如新时期的话剧经历过两度“西潮”——1980年代的西方戏剧理论与思潮的引入,与21世纪中西戏剧交流的开展。较之一度西潮,二度西潮所体现的文化自信明显加强,戏剧交流的双向性、对应性、契合度明显加强,文化心态变得愈加稳健、自信、从容、成熟。

  又如在话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问题上,经过长期的思想和艺术的探索之后,中国戏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话剧要实现发展与繁荣的目标,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验,而要认真面对民族的文化资源,现代化与民族化并非互不兼容,而是相辅相成。在整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话剧工作者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顺应时代的发展、反映人民的心声,创作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又具有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宋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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