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中国”范畴为核心，形成古今融通、中外互鉴的整体性文化传统观与历史观

　　文艺的发展离不开对文艺传统的批判继承，任何新的创造，无论是新思潮、新学说的兴起还是新的艺术作品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毛泽东反复告诫人们“不要割断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传统，背离民族精神，艺术就没有了生长发展之根。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文艺与文化实践中，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古/今、中/外的复杂关系，无论从晚清国门洞开之际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还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西体中用”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还是当时的“保存国粹”论，甚至“整理国故”之争，都试图处理现实与中外传统之间的关系。无疑，这一历史进程中，洋即新，古即旧的思维一直是居于主流的，近些年学界有人提出自五四以降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论，民间有此判断的亦非少数，虽然有些夸张和武断，但绝非没有根据。尤其是在经历了新中国成规模成体制地把传统文化作为所谓“封资修”文化予以根本否定之后，如何正确面对中外传统，一直是一个根本性的现实挑战和理论命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被真正贯彻，而且这种略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态度会不会直接为主观随意地而非科学理性对待“古”与“洋”埋下了理论伏笔？

　　更为复杂的情况还在于，由于当代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倾向等原因，当代中国如何面对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传统？如何正确评判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新时期所谓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至今所谓后三十多年的文艺现实？如何面对新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如何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所谓“东风西风”循环论走出来，看待今天的中西文明互鉴？可以这样说，如何面对历史意味着如何选择未来，这些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早年就曾强调，“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社会上乃至学界，有人以“五四”启蒙和新时期所谓新启蒙理论来看待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甚至认为革命文化左翼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插曲，只有到了新时期所谓的“新启蒙”才又重新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文艺实践还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探索，都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遗产和资源，而应作为历史的沉重负债而被清算，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成绩否定之前三十年乃至整个左翼革命文化与文学，所谓要“告别革命”。当然，也有人用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文艺成就否定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的文艺道路，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向资本主义文艺的倒退；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取得了空前的繁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因为它更加与世界接轨了，更加现代化了，标志是有作家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有极端否定论，譬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也有人认为中国文艺与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被继承被发展的成份越来越少，当代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良，等等。这种认识的混乱不但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的健康发展，其实也是某种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面对历史既不能有历史后来者的虚妄与骄狂，也不能是在历史面前丧失自我的判断。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两个不能否定”的命题为人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及其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这里习近平试图解决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共同意识问题，旨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族群问题、地域问题、宗教问题、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等等因素，社会被撕裂从而引发长期的纷争与动荡，也错过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撕裂社会易，弥合伤口难，这种惨痛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何看待前后两个三十年，并不像一些“左”“右”人士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历史在这里是复杂的难以非黑即白的，而且因为距离太近，甚至身处其中，切身性太强难以做出真实合理的判断，社会感情也不像算术一样，一是一二是二，而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甚至与人们的认知都不一定完全重合。任何一种简单轻率乃至实用主义的以此否定彼或者反过来，都会撕裂当代社会，都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带来巨大的冲击，严重影响中国当前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从社会共同体建构的意义上说，这一命题有着政治家的智慧，也与儒家经典思想一脉相承：“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

　　还有一个显然的变化是，现代以来的理论在面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时，相对来说都偏重于对于民族传统文艺和文化形式的强调而非其内在的民族精神价值。梁启超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论，认为文艺的革命，“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在形式无法完成革新之前，“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论中相对重视的也是艺术形式方面的深刻的历史连续性：“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对照来看，习近平认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可以说，这是在积贫积弱、救亡图存的急切时代不可能产生的思想认识，只能是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时代才会产生和发展文化自信力，与前人理论大异其趣。习近平可能是论述传统文化内涵、精神价值以及正确的历史态度等问题最为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内在思想精神的角度，以“中国”范畴为核心提出了许多具有高度辨识度的标志性话语范畴：“中国精神”“中华美学精神”“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也包括继承而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些独特范畴构织成一个系统的话语体系，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历史现实的理论框架。在这些话语逻辑背后，没有历史断裂论的踪影，没有所谓前后三十年的矛盾，没有面对历史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无奈，没有后来者的趾高气扬不知所以，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习惯于以否定前一时段历史来论证自身时代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维框架，而是建构起一个辩证综合的整体性文化传统观、历史观，以强大的理论气魄，在古今中外的文明交流互鉴中综合创新。

　　习近平是站在全球化时代建立文化自信的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高度，来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的。他这样说：“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历史在这里汇集成一条奔涌向前的长河，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先人，也滋养着今天奋斗着的当代中国人。这是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化立国、文化强国理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