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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在唐朝诞生

2019-01-09 11:15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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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蒋肖斌

  唐是一个充满壮健生命力的时代,书院诞生于唐,一点儿也不奇怪。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度里,学子士人的朗朗读书声和源源不断刊印出来的文章典籍,是对帝国文化繁荣的注解之一。

  唐代书院的产生有官府和民间两大源头,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汇流为后世书院的滚滚长河。

  官府书院,更确切地说是丽正、集贤两大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发展而来。

  丽正书院是集贤书院的前身,开元五年(717),大臣们建议唐玄宗整理内府藏书,续修王俭《七志》和《隋书·经籍志》等目录著作。修书地点先设在东都洛阳的乾元殿,回长安后迁往丽正殿。开元六年(718),丽正书院宣告正式成立。

  又过了7年,开元十三年(725)的初夏,唐玄宗在集仙殿和修书的大臣们讨论封禅的事情,聊得一高兴,把大臣们都夸成了“贤才”(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顺便就把“集仙殿”改成了“集贤殿”,“丽正书院”改成了“集贤书院”。唐玄宗还下诏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

  需要说明的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连锁店”,毕竟朝廷修书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一所书院完成不了。所以,当时有三所同名异址的丽正书院在同时工作,统一改名后又有了第四、第五所集贤书院。

  从开元六年到开元二十八年(718~740),唐用了22年时间,完成了书院这一全新机构的设置,官府书院名分已定,卷入了帝国庞大的运转机构之中。

  既然是政府机构,官府书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有公务员编制的,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等职位。但书院和其他政府机构最大的不同是,它以文化事业为中心工作,活动大致可分为出书、藏书、讲学、赋诗、顾问五类,并没有其他具体政务。

  学士是集贤书院的核心,均为一时之选。开元年间,书院初设,学士有中书令张说、散骑常侍徐坚、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官名看不懂没关系,只要知道都是大官,而且都是一肚子学问就行。

  但也不得不提官府书院中的一个角色——押院中使,这个听上去像安保一样的职位,由宦官充任,权力极大,“掌出入,宣进奏,兼领中宫,监守院门,掌同宫禁”。可以想象,当时的官府书院戒备森严,一派天家气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整理整理书还可以,真想要解放思想、理论创新,恐怕还得仰头看看天子脸色。

  传统观点认为,丽正、集贤书院是中国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民间已有书院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据地方志记载,唐玄宗之前有4所书院,除了光石山书院,还有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其中,瀛洲书院创建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比丽正、集贤早了近100年。

  民间书院的诞生要感谢读书人,本是私人书斋,但因为那一点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书斋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套用现代话语体系,就是社会的公共空间,儒生、道士、和尚均可出入,颇有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包容之风。

  由个人到公共,是书斋和书院的分野。

  首家创业挂牌的是漳州龙溪松洲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根据史料推理,松洲书院创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无论如何都早于丽正、集贤。

  《龙溪县志》记载:“松洲书院,在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书院教学形式多样,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又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教学内容则有儒家经典等。据说教学效果良好,“于风教多有裨益”。

  陈珦最初有公职在身,为漳州文学教官,后期则以退休官员的身份“聚徒教授”。所以,松洲书院前期可视为“乡校”,后期则为私家“别业”。官私交杂,这也是后世很多书院的身份特征。

  民间书院的功能,大致可分为藏书读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学术交流、教学授受、讨论政治、研究著述等七类。大部分民间书院将教育定为主要业务,这也成为书院在下一个发展时期的主流。

  而民间书院和官府书院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讨论政治时事。这种从诞生之初就铭刻的基因,在后世的某些时间点发扬光大,民间书院的话语权,甚至成为抗衡朝廷的另一个舆论中心,比如明朝的东林书院,那就是另一个波澜壮阔的话题了。

  书院往往建在形胜之地,那时候虽然没有5A景区的评选,但这些书院主人一个个都具有专家的审美能力。比如,田将军书院“满庭花木”,四川南溪书院“风景似桃源”。即便没有占到好地儿,也一定设法“装修”。李群玉书院就种了两棵小松树,以求“松韵”长伴读书声。

  严格要求环境,除了有“天人合一”的追求,其实也是对现实失望的逃避。尤其在唐由盛转衰之后,求“外王”而不得的知识分子,走向“内圣”之路,这是唐中后期书院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唐初到唐中叶(618~712),书院在民间自生自灭,总共只有5所;从唐中叶到唐末(713~907),民间书院达到44所;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尽管天下大乱,50多年里也还有13所书院。

  据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的统计,唐、五代时期的70所书院中,除7所来源不明外,其他63所都有明确的“出身”。其中,8所为中央政府所建,2所为地方官员所建,合计10所,占15.87%,民间书院53所,占84.13%。

  数字告诉我们,民间是造就书院的主要力量,这在之后的历史中也不断地被证明。在一个君君臣臣的社会,民间的力量如春风吹草野。(蒋肖斌)

[责编: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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