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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冤案”的背后……

2019-01-14 10:19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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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狄霞晨

  力图推翻近百年来学界的不公正评价,《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近期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著者樽本照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晚清小说研究者。十年前笔者曾借阅复印其《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编纂用功之深,将中国浩如烟海的清末民初小说逐目整理,即如在近代文学资料充盈丰沛的上海,也殊为不易,何况是在日本?译者李艳丽博士是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高足,译笔清晰流畅,保留了樽本文字本有特色。

  《林纾冤案事件簿》[日]樽本 照雄著

  李艳丽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林纾是近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闹人物,无论中文还是外文专业,均对其不懂外语却能以典雅“古文”译介西方小说的翻译奇观感到好奇。一人口述、一人笔译,此种协作模式在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圣经》时已非鲜见,但作为执笔的中文助手,其姓名往往湮没无闻;林纾的情况则恰好相反,经其执笔译述的小说被出版社挂上了“林译小说”招牌,而懂外语的协作者,名氏却被忽略。

  樽本所谓的“林纾冤案”,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文学革命派给林纾加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如嘲笑蔡元培的父亲是“引车卖浆者流”,想要借助武力镇压新文化等;二是在翻译史中将林译小说视作是价值不高的作品,其中重要的理由包括他将戏剧、诗歌译作小说,随意删减作品内容等。在樽本此书问世之前,我们似乎从未觉得林纾其人其文受到了不公正评价,而此次樽本不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林纾冤案”说,还全面呈现了该冤案的现象始末。

  作者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追根溯源地回到史料之中,尝试拨开那些被层层谣言包裹起来的真相。经过他的努力,我们看到:胡适、刘半农、鲁迅、郑振铎、郭延礼等大家都在林纾“冤案”的铸成中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本书澄清了几个事实:林纾并未上书要求辞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林纾给蔡元培的信中所述“引车卖浆者流”并非指蔡元培父亲,是鲁迅轻信了谣言;刘半农指责林纾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了小说,此诘难还得到了胡适的襄助,而林纾翻译的底本其实本已是小说化书籍《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郑振铎批评林纾把易卜生的戏剧改写成小说,而林纾的底本也是英文小说版;郭延礼批评林纾把斯宾塞的长诗《仙后》译成小说,而其底本也是小说化书籍《斯宾塞的故事》。寻找译作底本并非易事,作者本人亦直承此项工作的艰难。然而,正是樽本其人孜孜不倦的考证,林纾“冤案”方得以拨云见雾,呈于观众面前。

  林纾缘何蒙冤?本书对此并未具言,只敷以寥寥数笔,指出与文学革命派希望把林纾认定为守旧派、旧文人之代表有关。且林氏在被认定为旧派代表后,无人为其辩护,也没有出现第二个被文学革命派指名的旧文人代表。如此一来,当时流传的许多谣言都轻易而不负责任地冠于林氏之首。引申而言之,林氏之冤案并非关其个人,而其实是关乎整个旧文学、旧文化之“冤案”了。

  在民俗研究中,有一种“箭垛式”人物,因其具有某种类型化的特征,从而许多类似的故事都像射向草垛的箭那样,依附于此人的生平传说。善于断案的包公、善于戏谑的徐文长,都是此类人物。林氏既被文学革命派认定为旧派代表,自然也无法避免负面评价愈垒愈高的命运。这对林氏自然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述,关于林纾“蒙冤”的成因并非本书重点,以笔者看来,生成这一“冤案”的机制同样值得深究。

  “五四”前后,钱玄同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谬种”已被坐实林纾,那么“妖孽”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冤枉的是林纾,而非其他人?

  对于文学革命派而言,他们急需寻找到一个旧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最好能具备以下特征:有名望,有代表性,且愿意出头。当时,姚永概、林纾已经离开北大,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选学派是北大声势最大的文学流派。他们都心仪《文选》之学,倾向藻丽文辞。钱玄同口中的“选学妖孽”也主要是针对此二人。但这两位的情况比较特殊。1919年的刘师培已身染沉疴,闭门不出,之前数年在政治风波中遭受的打击令其倍加谨慎,面对舆论惟恐避之不及;黄侃则热心于诘斥桐城派,对于新文化并无见诸纸端的异见。文学革命派中的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与黄侃一样,都曾师事于章太炎,在诸多问题有共同的见解。陈独秀与刘师培也是多年好友。因此,在批评桐城派的时候,文学革命派其实借用了许多来自于选学派的文论资源。他们指责桐城派“古文”近于八股文,而非真正的古文;批评桐城“义法”,嘲笑桐城文人学识浅薄;对于桐城派所尊崇的唐宋八大家,也多有诘难。尽管如此,文学革命派也未完全放过选学派。钱玄同在《新青年》中所谓“仪征某氏”的文风,以及“某先生”带有遗老味道的填词,就是分别针对刘师培和黄侃。在与刘半农合作的“双簧信”中也多次以选学派的口吻说话,但刘、黄二人均未公开回应,这场潜在的论争也就无法继续发酵了。

  晚清还有一大重要文派——以梁启超文为代表的“新文体”。这一文体因有明显模仿日本文章的痕迹,因此屡被“国粹派”诟病。“新文体”的主要批评者中,不仅有来自选学派的刘师培,还有来自桐城派的林纾,以及被钱基博列入“魏晋文”派的章太炎。尽管他们的文学观点相差很大,但在反对模仿日本文体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惊人一致的反对态度。刘绪源先生曾指出梁氏的“新文体”在“五四”时期也成为了文学革命派的对立面,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梁启超在“五四”前后并未落伍,胡适也肯定他“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再者,梁氏的“新文体”已经是对旧文学的一种变革,也不适合作为旧文学的代表来批评。

  除此以外,也不应忘记章太炎。章太炎主张“以字为文、修辞立诚”的泛文学观,被林纾斥为“庸妄钜子”。这一封号颇有点冤枉。章太炎其实并不反感桐城,甚至还让黄侃不要排斥桐城。但章太炎的文学观念在晚清民国间独树一帜却是事实。尽管章太炎的文学观与文学革命派相去甚远,但革命派主力多为章门弟子,章太炎的语言观及学术思想也给革命派提供了许多资源,甚至可以说是诸位的精神导师,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批评的对象。

  对比上述三大条件,林纾恰好符合:他翻译了100多种外文作品,是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他私淑姚鼐,被视为桐城派传人,而桐城派又是清代第一大文派;他“木强多怒”,古道热肠,经常会为他人打抱不平。其给自己惹来“灾祸”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与自己的学生张厚载所面临的不利情形有关。1919年,桐城派尽管还有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籍弟子在世,然而其人都独善其身,不愿公开发声。选学派不回应,梁启超的“新文体”不够“旧”,章太炎又不适合,只有林纾最适合做这场文学革命的旧文人之代表了。因此,即便林纾已经于1919年3月26日发表了谦虚平和的《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颇有与文学革命派握手言和之意,也已经无法转寰他成为革命派“箭垛”的命运了。

  林纾虽因其译作而走红,但其自身更看重的显然是“古文”而非译作——在其自编的文集中,极少提及自己的译作,仿佛它们仅是与正统文字无关的“业余消遣”。偶有提及,也只是在与蔡元培的信中,目的也非关文学。正是因为如此,他心中最介意的也并不是文学革命派,而是在学理上质疑“古文”正统的“庸妄钜子”(章太炎及其弟子黄侃,可能还有刘师培),以及学习日本文体的梁启超。林纾晚年,白话文学一统天下之趋势已不可扭转,上述“异己”之见也与“古文”一样,成为了明日黄花;在林氏心中却还留存着古文能够“衰而弗歇”的一丝希望。不过,即便林纾可以料知后事,应也不会后悔自己这番“任气而好辩”的行为。他自号“畏庐”,主张应有畏惧之心,但需要挺身而出时仍当无畏。既然已经认定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也就不会在意所谓的“冤屈”了吧。(狄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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