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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从“被遮蔽的大师”到久热不衰

来源:齐鲁晚报2019-03-17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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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师文静 黄奕杨

  多年来,中国文坛严肃作家中,“热”出圈且阅读火爆几十年的不多。从庞大的出版数量和持久阅读热潮来看,汪曾祺就是那不多的作家之一。在近年来兴起的短、平、快浅阅读环境中,汪曾祺也备受读者宠爱,网络上他的真假金句满天飞。汪曾祺的长盛不衰也表现在学术领域,研究汪曾祺不甚著名的作品及挖掘其佚文也是热点,近日刚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也为全面研究他打下坚实的基础。汪曾祺文字的独特趣味以及耐读、值得细读,都是他流行不衰的因素。

  《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世纪40年代,汪曾祺受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派影响,写下的《翠子》《除岁》《灯下》《驴》等短篇与其名篇《鸡鸭名家》《老鲁》等品质不相上下;上世纪60年代,汪曾祺写的是民间文学、民俗与风土人情;“文革”期间,做编剧又创作样板戏;进入80年代,他把现代汉语从“文革”语体中解放出来,创作出《异秉》《大淖记事》《受戒》等名篇。同时其《蒲桥集》《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等写花鸟鱼虫、咸菜鸭蛋等人间烟火的作品更是沁人心脾,抚慰很多灵魂。汪曾祺的儿子汪朗透露,汪曾祺生前曾开玩笑说“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当下,汪曾祺早已进入经典序列。

  文学评论家王干认为,汪曾祺接引了“文革”斩断的中国新文学源流,把现代文学的文脉传到了当代文学,让当代文学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是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曾经“被遮蔽的大师”。而批评家杨早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命题,都可以在汪曾祺身上找到线索,如西方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乡土叙事与现代性的关系,他联结起现代与当代,打通了民间故事和士大夫传统,融通了雅与俗,以及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他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枢纽。

  记者采访多位专家,共同探讨“汪曾祺热”的方方面面。

  文学评论家、《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汪曾祺著作适应社会文化变化,所以市场蓬勃

  齐鲁晚报:全集出版,会不会再掀汪曾祺研究热潮?您怎么定位当下的汪曾祺研究?

  季红真:热潮在全集出版之前就开始了。2017年是汪曾祺逝世20周年,出版了不少书籍,除了他生前编定的集子外,还包括年谱长编等学术丛书,以及各种文体与体例的选本,如线装式样《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出版热潮至今源源不绝,全集出版只是这个高潮的一部分,是多年社会学术积累的总结。

  汪曾祺出版热,有时尚化倾向,也有学理化潜流。前者反映了他身后影响的持续发酵,后者则是他被经典化的基础工程,也是整个新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全集试图成为这个浩大系统工程中的一块基石。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全集编纂既是文献整理的总结与规范化,又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的研究会不会出现热潮不好说,因为文学和文化现象,像气候一样无法预报。但这几年以他为题目的硕博论文越来越多,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他越来越被学院体制吸纳,传记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综合主题与美学风格研究、文体的分类研究、包括赏析式评论中对他一些不甚著名的篇目的研究等,是角度多样、方法多样、文体多样的,观点也纵横交叉纷繁多样,他已经显示了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可阐释性巨大空间。对汪曾祺的研究会越来越丰富,将来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多元,也会越来越深入细致、学理化。

  齐鲁晚报:从出版数据、读者阅读热度、研究热度上看,汪曾祺是不是已进入了经典殿堂?

  季红真:汪曾祺处于一个历史转折频繁振动的时期,创作衔接着两个时代,贯通了从古到今的汉语文脉,兼收并蓄了各种传统,语体与文体骨肉相连,达到了诸体兼备又自成一家的成就。

  从民间的阅读到官方评奖,从市场到课堂,从网络到印刷,他事实上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确认为经典作家了,至少我一开始就是把他作为经典作家来研究的。

  齐鲁晚报:从1997年至今,再版汪曾祺著作可能已超过几百种,远超他生前出版的数量。您怎么看当下读者的这种阅读趣味呢?

  季红真:他身后作品的大量出版,说明他有庞大的读者群,因为他“唯求俗可耐”,热衷“人间送小温”。他的美学风格覆盖面比较大,人间大于社会、生命大于历史,平凡人的情感世界既是他美学情感的源头,又是他艺术表现的目的,拥有众多的受众在情理之中。故事可能是过去时,但情感是人间恒定的,而且是以中国人的心灵形式容纳人类最永恒的基本价值,所以汪曾祺有源源不断的读者。

  许多人能欣赏汪曾祺的文字,认同他的美学风格,是整个民族文化水平与欣赏水平提高的结果。艳俗的地摊货不再抢眼,粗制滥造的影视又倒了观众的胃口,知识精英的情怀与普通人的生活又相去太远,翻译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文体都隔着一层……汪曾祺一开始就自觉追求适应现代人生活节奏写作的短小文章,具有雅俗共赏的效果,适应了迅速膨胀的中产、小资以及其他阶层读者的欣赏水平与阅读节奏。他平平淡淡的小文,缓解整个民族在长期空洞夸张的精神强迫中的疲劳,也适应了浮躁的现代人渴望宁静的内心需要,具有社会生态学的功能,自然顺理成章地长销不衰。

  还有就是现代化的迅疾发展,导致几代人的怀旧,民族集体无意识寻找家园的精神冲动,这在他田园诗、风俗画、民歌风的作品中获得认同。日常性的喜乐、平凡生活细节的美,都流露着大爱。另外,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改善了民生,也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越来越多的人有财力,也有选择的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图书市场运营机制的良性迅捷反应,也是他作品畅销的原因。总而言之,是汪曾祺的著作适应了社会文化的总体变化,所以市场蓬勃。或者说,他是和社会文化的整体一起变化,民间的立场成就了他艺术的长久生命。

  齐鲁晚报:汪曾祺一生的文学创作脉络,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何启示性思考?

  季红真:一个卓越的作家对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有语言的,有文体的,也有风格的,越丰富的作家启示性也越多样。我觉得他对后来者最大的启示,应该是民间视角、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以及顺乎性情的选择,以之为本广泛吸收当代中外文化营养,不断探索母语写作的可能性。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心灵的感悟,也更需要永不停歇的探索。

  他七十三岁的时候还立志衰年变法,主要是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这很有意思,他走了一个圆圈,从学习西方现代派开始,经由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转折,重新回到学习西方现代派的原点。但这已经是一次螺旋形的上升,是打通中西文化艺术之后,对多元传统的重新发现,也就是说发现了中国小说戏剧等艺术中相通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元素。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汪曾祺研究专家徐强: 汪曾祺回归、激活了散文本来的面目

  齐鲁晚报:为什么汪曾祺的散文能超越同时代作家且经久不衰?

  徐强:在汪曾祺过世的20年间,其作品受追捧的热度确实比他生前要高得多。审视“汪曾祺热”,也要反观一下其他作家。“沈从文热”其实从来也没有降温,很多人追捧张爱玲更是胜过汪曾祺;而像吴伯箫的作品则热度渐消,人走茶凉。“汪曾祺热”没有“热”到全世界都在读他,不过相对来说,在同时代作家中汪曾祺是热度比较高、热得比较久的。

  “文如其人”是中国传统,散文最是如此——它最严格地要求人格与文格的统一。但在汪曾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散文流行宏大叙事,如吴伯箫、刘白羽、杨朔等作家的散文都属此类,文章中只有集体叙事,只有大写的我、时代的精神、国家的意志等,有时为了完成这种宏大叙事,作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违实的话。这些散文牺牲了个人情趣,去完成宏大、沉重的命题。

  而汪曾祺散文的一个意义就在于,通过恢复个人与日常生活书写,使散文回归文与人的统一这一底线上来。他的文章不伪饰,不说假话,做到了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格,市井生活、世俗生活成为汪曾祺作品的重要题材。

  汪曾祺认为,散文写作应表现个人生活的趣味,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是一位非常有趣味的作家,恢复了趣味在文学中的地位,也恢复了日常生活的美感。趣味、日常生活、反宏大叙事以及文格与人格的统一,这些都回归了散文的本质:不戴面具,不说假话,拒绝伪饰,追求真诚。

  此外,汪曾祺平淡、平和、平缓的生活态度也更符合当下人们的追求。当大众生活距离自然太远时,就会更加向往回归市井、回归自然之中。汪曾祺的散文表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他被很多读者认可。总之,汪曾祺回归、激活了散文本来的面目,这都是汪曾祺热持久不息的原因。

  齐鲁晚报:汪曾祺推崇“随遇而安”,他的平淡的散文风格是随意而成,还是一种苦心经营?

  徐强:汪曾祺其实反对苦心经营,他推崇自然,注重文气。“文以气为主”,在汪曾祺的文章中,很高程度地实现了。他散文的文气非常充沛而连贯,这种气是内在的。汪曾祺深得古典文气论的精髓,把它实现了。苏轼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自然流畅、行云流水和自然安适感,汪曾祺文中也有,每每又有神来之笔。总地来说,他追求“自然”。

  不过,“自然”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汪曾祺谈沈从文的“自然”风格,说他是“自然的雕琢”,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自然是最终形成的风格,但绝不是沈从文在写时,心里有什么就直接倒出来,而是反复雕琢文章。汪曾祺非常懂他的老师。

  从表面来说,汪曾祺反对苦心经营,他主张平淡,但是从其对沈从文的评价来看,又确实存在自然的雕琢。汪曾祺散文的平淡是他刻意回避了绚烂,不是说他不能绚烂。绚烂的技巧和功力他都有,但是他不用,这与不具备任何技巧、只会平铺直叙的学徒期的“平淡”是不一样的。汪曾祺的散文抹平了所有的技巧痕迹,把苦心经营的技巧去除了,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很自然的东西。不是所有的散文家能达到这种境界。

  齐鲁晚报:汪曾祺写吃是不是现当代作家中,最具独特的作家趣味?

  徐强:汪曾祺写吃名扬天下。在当代以来,谈到写吃写得出色的作家,他是避不开的。汪曾祺写吃与他本人的关注点有大关系。不仅写吃,衣食住行他都关注。他的阅读资源中包括大量的烹饪、吃食文化。他也很推崇吃食文化的书籍,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随园食单》以及大量的明清笔记等,这些书籍中包括大量的饮食文化。他作品里也涉及对很多食物带有学术性的考证之笔。甚至在欣赏古代名画时,都能考证出画中的具体食物种类。这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工作,需要艺术鉴赏家与高级“吃货”的敏锐。

  写吃也要归于汪曾祺的文如其人。汪曾祺的知识趣味、知识视野非常广泛,他的趣味也不单一。趣味的广泛性,是汪曾祺现代人格的一部分,有着很开放的人格。(师文静 黄奕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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