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程刚
汤显祖在《牡丹亭》第三十六出《婚走》中写到,杜丽娘还魂归来,柳梦梅三番五次催促完婚。杜丽娘先和石道姑说: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再和柳梦梅说: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柳梦梅很纳闷,为什么人鬼之时,每夜可共枕席。丽娘再答:“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人鬼的爱情可以自由,还魂后反而“成人不自在”?为什么死时可以私通幽媾,而现在必须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奉旨完婚”?郑振铎先生认为,《牡丹亭》是“一部离奇的喜剧,便于喜气重重中闭幕”。赵景深先生则认为,《牡丹亭》是悲剧。何以一部大团圆结局的戏剧最终成为悲剧,何以一个死而后生的故事却是悲剧?
笔者以为,《牡丹亭》是悲剧的,其悲剧不在于结局是否圆满,而在于以何种方式来结局。杜丽娘选择了遵从封建礼教。这是一个可以为爱而死、为爱而生的自由灵魂,向社会规则的妥协。这是《惊梦》中觉醒的青春世界,向暮气沉沉的成年世界的妥协。这是剧中人的妥协,更是汤显祖的妥协。而这种妥协,浅层次看是对礼教的妥协,深层次看是对宿命的妥协。
在《牡丹亭》中,生的世界、清醒的世界是“至理”的世界,死的世界,梦的世界是“至情”的世界。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牡丹亭》上半部是“情”的世界对“理”世界的挑战,而“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下半部,则是“情”的世界向“理”的世界的妥协。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中,为我们描述了理性世界的残酷。他们通过放逐非理性、规训非理性、惩罚非理性,以对个性和感性的牺牲为代价,让这个世界走向文明和理性。于是,异端的人变成规训的人、顺从的人、理性的人、文明的人、社会的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电影《狗十三》与《牡丹亭》具有一致性,展示了人之成长过程中所共有的宿命与悲剧感。在《狗十三》中,13岁的少女李玩,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父亲为了弥补缺失的关爱,为女儿买来了一条名叫“爱因斯坦”的狗。随着狗的丢失,李玩的世界也颠覆了。大人随意地“指狗为狗”,而小孩“只认对错”。大人从体罚到“爱罚”软硬相加,只是要求小孩向大人妥协,向传统力量妥协。李玩从叛逆到被迫接受,从被迫接受到屈从,从屈从到迎合。父亲逼她给长辈敬酒时,她一饮而尽;长辈让他吃餐桌上的狗肉,她不动声色地吃了一大口,被人赞誉“懂事了”“长大了”。原本倔强、纯真、率直的李玩,蜕变成一个顺从、世故、虚伪的人。福柯说:“规训诞生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人体艺术诞生之时。该艺术不只是在于扩大身体的能力,也不只是强化身体的服从,而在于造就某种关系,即在同一机制中能够使身体愈是服从便愈是有用。”李玩从福柯说的感性的人变为“懂事的”理性的人,从个体的人到“体贴的”社会性的人。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实现这种蜕变,那这种蜕变是合理的、必要的、唯一的吗?
杜丽娘选择向礼教社会、父权体制妥协,她的肉体复活了,爱情圆满了。但是,之前憧憬春天的她还是死了。李玩选择向理性、懂事蜕变,她长大了、懂事了,却看不到快乐的痕迹。她们都以牺牲游园惊梦般的浪漫青春、纯真率直为代价。从这样的角度看,那不得不低头的杜丽娘形象,表现了汤显祖对世间悲凉与宿命的思考。那不得不学会懂事的李玩,身上是每个孩子不得不蜕去的纯真,这是成长的悲剧。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人在社会化当中,逐渐与世界妥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悲壮的,是与自我的割舍,且都是“以爱的名义”。(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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