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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三代帝王爱学习

来源:天津日报2019-04-17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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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固仁

  

  顺治也曾“入学难”

  顺治十六年(1659),广东籍的高僧木陈忞与年轻的顺治皇帝作过一次长谈,其中有一段顺治关于自己学业方面的感叹:“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

  以此可见,福临在继位之初,并非受到多大重视,在当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位摄政王的操控下,其在当时能否成为真正权力拥有者,非常值得怀疑。当时的都察院长官满达海等人上书,建议多尔衮对福临进行教育培养:“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幼冲,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多尔衮虽然没提出明确反对,却敷衍说:“上(福临)方冲幼,尚需迟一二年。”

  顺治元年(1644),小皇帝福临在多尔衮入关后也被护送到京。一个月后,户科给事中郝杰又奏请为小皇帝开设经筵讲学,“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以此让小皇帝接受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多尔衮又以顺治皇帝的名义降旨说:“请开经筵……有裨新政,俟次第举行。”总而言之,承认建议是好的,但就是借故拖延,不让福临读书。有谁想到,虽然名义上成为清朝的皇帝,却连基本的“入学”问题都成了老大难。

  转年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奏请顺治读书,认为自古帝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而且“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可见小皇帝福临的入学问题成了新朝廷的焦急之事,多尔衮却对他们的奏章不予理睬,就这样,福临的学业被耽搁下来。

  直到福临九岁那年,三十多岁的多尔衮从马上摔下猝然死亡,福临才脱离了多尔衮的掌控,开始获得了学习的权利,由此成了清代入关后权力过渡的关键性人物。

  从十四岁亲政开始,顺治还在恶补小时“失学”造成的学业荒废,僧人木陈忞对此形容顺治这段发愤读书的经历:“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木陈忞还记了一件顺治读书的往事:有一次,侍臣抱了一大堆书,约有几十本,皇帝对他说:“此朕读过的书,请老和尚看看。”木陈忞一看都是《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经典书籍,还有元代著作,“无不毕备”。对历代君王,顺治多与臣下沟通品评,在群臣一致认为唐太宗是最佳贤君时,顺治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祥,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可知顺治的勤苦读书让他的学业水平突飞猛进,评价历史人物非常达观独特,不作人云亦云。

  除此之外,他还很擅长对《水浒传》《西厢记》进行点评,还曾向外界打听金圣叹,可知读书极广。顺治多才多艺,写诗绘画无所不通。在其去世多年后,礼部尚书王崇简看到顺治画的山水小幅感慨地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最后由衷赞美说:“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连倪瓒和黄公望有的地方都比不上,真是天纵之才。”

  顺治由于早年被多尔衮阻止读书学习,在亲政后发奋努力,不得不说是一位勤劳学习、天资聪颖的清代一流人物。

  二

  康熙的西学

  1692年2月2日,康熙召集众大臣在乾清宫门前观测日影。按照惯例,皇帝召集大臣必然是探讨紧要军国大事,而康熙竟然搞了一次“科学”活动,让在场的大臣们也觉得非常意外和有趣。当天康熙讲了很多前所未闻的内容,比如音律与数学的关系,圆周率、日影如何观测,以及正午时分日影大概多长,会到什么地方,等等。在观测日影时,让大臣们在一旁等候,到了正午,日影果然按照康熙预测的地方停止。康熙的视野在当时极其前卫豁达,针对天文方面问题,他曾对大臣们说:“朕留心,而西法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喜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

  康熙学习西方知识开始于登基的第七年,南怀仁等传教士给他编纂了《西方答问》《御览西方要纪》等西方专业知识的启蒙课本,由此打开了康熙的西方视野。在集中学习西方知识方面,康熙拜南怀仁为师,“帝虽年幼,甚明敏,好学不倦,尤酷嗜西学。日召怀仁入内廷,如是凡五月。辙留之终日,使之讲授数学、天文”。清初大数学家梅文鼎向康熙送来自己的《历学疑问》一书,康熙颇为自信地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研究,康熙对其所呈递历算研究成果给予了学术肯定:“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以此可见,康熙的数学修为堪称大师级别。

  除此之外,康熙还跟随利玛窦神父学习《几何》、西方哲学和风俗音乐等,可见康熙对西方学问的确痴迷,并颇有造诣。

  在康熙平定三藩后,更加有闲暇学习西方知识,他还要比利时神父用汉语讲解数学、几何和算数的实际应用,又要学习生理解剖等学问,甚至让传教士在宫廷中建立了实验室,制造了许多种丸、散、膏、丹等药物。

  康熙曾感慨地说其学习西方知识的原因:“尔等惟知朕算数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在康熙的带动下,一时之间,清朝的宫廷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与此同时,康熙已经注重从个体学习上升到系统培养,建立了科学社团风潮。传教士白晋说:“这个皇帝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皇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制造的各种作品为样品,鼓励工匠与之竞赛。”

  康熙五十二年(1713),老皇帝康熙兴致很高,原来一个叫德理格的传教士将一小管琴献给老皇帝,并当面演奏。听着新奇悦耳的演奏,老皇帝顿时觉得身心舒畅,难得的放松。虽然这已经不是康熙第一次接触西洋乐器。法国传教士南广国也曾为康熙制造乐器,并对当时宫中所存有的西洋乐器一一为康熙进行表演,“有内造西洋铁丝琴(钢琴),弦一百二十根,上亲抚《普唵咒》一曲”,由此可见康熙对西洋乐器不仅不陌生,而且能够弹奏完整曲目,没想到,厚厚的宫墙竟然飘荡起西方乐器弹奏出的中国风,而这个弹奏者竟然是大清的康熙皇帝。

  康熙对西方的许多东西均非常感兴趣,除了大胆服用西药和使用一些西方科技外,在艺术范畴内最喜欢的就是西方的音乐,曾担任过康熙特使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递的汇报中这样评价康熙:“他很喜欢西洋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法。在亲自处理国务之暇,他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够像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以此可见康熙对西方乐器的熟悉程度和突出的艺术天分。

  在康熙的亲自带领下,清代初期的西学在东方显得颇为“高大上”,给这个帝国注入了颇为新潮前卫的气息。

  

  雍正的学问

  雍正的学识根底较为扎实,这与其父康熙非常重视儿子们学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熙给儿子分别找到当时学问、道德最好的老师,雍正作为其中之一,是主要参与者和受益人。雍正从小便学习满文和汉文,后来还曾回忆自己小时的学习生活:“幼承庭训,时习简编。”

  早在青年时期,由于诸位兄弟间开启了残酷竞争,以至于出现了“九子夺嫡”这样的政治危机。此时的雍正终日醉心佛学典籍,参禅问道,给外界一个超然物外的印象,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亲自编辑《悦心集》,使得在其父眼中,这个皇子恪守礼法,善于学习而心性淡泊,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雍正打造的刻苦学习的青年形象无疑给康熙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登基之后,雍正依旧将学习贯穿始终,为了“敷政宁人”,通过举行经筵,提高当时的施政水平。朝鲜使臣于雍正元年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这年雍正四十五岁,可谓年富力强,他能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熟于胸,往往在理解上与那些宿儒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很看不起那些专门咬文嚼字的腐儒。大学士张廷玉对雍正的见地表示非常佩服:“皇上学宗洙泗,治协唐虞,内圣外王,万殊一本,圣训精微,臣等不胜钦佩。”

  雍正往往能够将一些理论用于对臣下的管理和教育,在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上批示道:“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宏阔,志虑精白,不屑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

  雍正才思敏捷,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写了近千万字的批示,这种工作量,为历代皇帝中罕有,是他勤政的一个佐证。他的朱批少则几个字,多则上千言,往往是一蹴而就。通过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以看到他书写整洁,文字流畅,偶尔有口语,很少涂抹。雍正很自负于书法造诣,有时在臣下的批折上戏称,“灯下乱写来,莫哂字丑”“灯下写的笑话字了”。

  在其自我软实力上,雍正非常在意自己的书法水平,曾亲自写了一幅康熙的景陵碑匾,又命两个亲王和一个擅长书法的翰林,各写一幅,然后召集群臣评判,并颇为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非欲自耀己长。”

  在才能的支撑下,雍正是自信的,他也经常把自己同其父康熙进行比较,也颇为谦虚说事事不如其父,唯有洞悉下情方面是其最大长处。在登基的第五年,他还在说:“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

  在综合素质上来看,雍正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骑射武功,他对此不无遗憾地说:“皇考六十年来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无不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则待朕勉励于他日……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不及皇考矣。”

  对于康熙后期的北狩,训练八旗将士,雍正却一次没能进行,“皇考慎重武备,每岁举行边塞校猎讲武一事,朕年来未举一行”,但是深知“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为此,雍正二年(1724),雍正派怡亲王、庄亲王和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和众皇子代表他与蒙古王公交往,“学习游猎”。雍正用文书时时与他们互动,并对他们说:“尔等若能令朕垂涎欲得,则尔等方为一群强壮男儿,发奋向前。”雍正本人清瘦,很是羡慕体形肥硕高大,所以更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活动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雍正的综合修养为清代皇帝上乘,其勤政的力度也均为前列,在学习方面,也为历史留下了一面放大镜。(赵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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