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城

　　与其说这是一个文学衰亡的年代，不如说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媒介革命的时期，文学如何找到适合它的传播语言，再次成为问题。

　　自新世纪初以来，“文学边缘化”的传统论调就一直久唱不衰，当下的文学也确实越来越难以成为公共记忆，当代文学真的边缘化了吗？

　　主张文学边缘化的人，喜欢把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当下作对比，援引杂志销量、文学作品传播度、作家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接受程度、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表述等数据或言论，得出文学自八十年代到现在步步边缘化的结论。也有编辑老师提到：八十年代他所供职的杂志社，一本杂志能卖到七八十万册，现在只有一两千册，巨大的差异，让他的一些同行发出“今不如昔”的感慨。纸媒销量的下滑，在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只是文学杂志，报纸、大众刊物等，或是“死于昨日”，或是走上新媒体转型之路，比如《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文学杂志，都创建了自己的公众号甚至APP。

　　另一个与此相似的，就是严肃小说、诗歌销量的下滑。《财经时报》的《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记忆》中说到：八十年代“《诗刊》从发行12万到14万，直到高峰时的55万，这对于诗歌刊物来说，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那时候诗人、小说家就是大众偶像，年轻人幻想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比如余华，本来是个牙医，后来写小说成了，就专职写作，凭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成为畅销作家。

余华《活着》

　　从这些数据、言论中，既有的成见被佐证，也就是文学边缘化。但如果把时间线延长呢？如果起点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是新中国成立、民国成立甚至更早以前呢？或许象征文学作品传播度的那条迅速下滑的线条，就会变成波浪线、上升曲线或者其他什么线条。

　　民国时期的文学，在知识分子的经典表述中同样是一个辉煌的年代，因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钱锺书、林语堂等一个个光辉的名字，还有“新文化运动”中关于白话文学普及的表述，历史被披上粉红色的光晕，建构出文学的高峰，但仔细一想，知识分子的回忆和真正的历史现场是否吻合呢？在一个成年人识字率不到40%（学界说法不一，5%到30%的说法都有，因为那时候的人口统计很困难，但共识是不超过40%，作为对比，清末民初，成年人识字率约为10%左右，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成年人识字率68％，参考《南京政府初期的“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的年代，鼓吹文学精英的成就、渲染作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否存在群体的自我美化？

　　毕竟，即便是在历史建构中名声大噪的《新青年》，1919年的最高印数也才“一万五六千份”，在被蔡元培扶持前甚至不到2000册。当时销量最好的作品也绝不是严肃文学，而是张恨水等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据说每当有张恨水的新书上市，鲁迅的母亲就回去读，以至于鲁迅写信道：“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

张恨水《美人恩》

　　严肃文学遇冷，通俗小说流行，这和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稀释了，文学的传播媒介也从纸张分流到网络社区、影视、短视频、游戏等媒介。像《芳华》这样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它和民国时人们看的《金粉世家》，功用是一致的，那就是大众的文学消遣。一些知识分子期望文学能承载思想、启蒙国民，但对大众来说，文学主要是释放情感的窗口，或者找乐子的途径。

　　所以，严肃文学不流行或许才是历史的常态，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堕落的表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特例，那个年代大众对文学的着迷与其说是因为文学本身，不如说是一种如饥似渴心态的推动。就像被关了很久的孩子突然重获光明，会迫不及待浏览窗外的世界。在那个互联网尚未发达、影视和游戏也没有传入千万家的十年，纸书是大众最主要的精神消遣，他们在里面看到西方小资的爱情故事，也看到大观园里的痴痴儿女，对过去的找补、对未来的向往，启蒙、猎奇、娱乐等多种功能都被文学所承载，但那注定是短暂的。

　　所谓文学边缘化，实质是文学传播媒介的转移。互联网和影视、游戏的发展，让大众看到更快速、可欲的消遣渠道。比起纸书，视频对快感的激发更加便捷，人们看一本书或许要花上一天，但看一个视频，几十秒或一个半小时就足矣，过去寻常百姓看书找故事，现在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能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故事；玩一盘游戏，它的炫目和刺激，也绝非纸书可比拟，所以纸质书的消遣功能不可避免被分散了，这不是大众不再关心文学，而是文学参与到人们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承载它的媒介正快速分化和变革。

　　到最后，纸质书承载的文学影响会越来越小，但文学本身仍在，它通过电影、游戏、电子媒体等新媒介传递给大众。而在现行的文化工业生产中，文学的生产也早已和技术升级紧密结合，一部文艺电影需要富有文学性的剧本支撑，游戏的世界里，也可以承载深刻的命题，当文字与其他媒介混合，文字本身充当着那个创造源头，新媒介则帮助它传播。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文学衰亡的年代，不如说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媒介革命的时期，文学如何找到适合它的传播语言，再次成为问题。从影响力上来看，严肃文学在如今看起来失宠了。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读者的肤浅、批评他们对深刻的逃避，但对于读者而言，如果文学提供的精神消遣作用还不如电影、游戏，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为你买单呢？

　　在读者注意力被爆炸化的媒介分散的今天，严肃文学受众的确已经被稀释。但它失宠的更深入原因，是其无法呼应读者内心的精神困惑——它的叙述和它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性解读还不足以打动读者，更多时候作者只是在用专业的技巧讲一个隔靴挠痒的故事，或者用陈旧的语言重复着对前人的模仿。今天的写作也并没有比前辈做得更出色——现实主义拼不过巴尔扎克，置身于乔伊斯的阴影下，现实主义在谈宗教、家族的时候也总是充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曹雪芹的学徒。偶然看到个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玩弄新潮的叙述语言，但如若讲述的内容不具备深厚的精神力量，叙述再新也只是变戏法，耐不住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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