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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时代责任的早期中国电影

来源:中国文化报2019-05-22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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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丁亚平

  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影响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早期中国电影于激进反传统文化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是落在时代的后面,但是,从提倡新文化、反封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时代变革要求与倾向而言,早期中国电影未必落后。无论在新剧界还是在电影界,郑正秋这样的文人都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冲击与荡涤的。如郑正秋关注妇女命运,是“最早通过艺术方式提出妇女问题的”。柯灵对郑正秋、张石川编导创作的《难夫难妻》充分肯定,认为这部短片在时间上比后来影响极大的胡适的著名独幕剧《终身大事》还早6年,也比后者更有深度。

  一

  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虽然并没有改造社会的宏大叙事与理想,但把这样的激进理念和思想推向大众,使电影成为广义的教育,这种先锋性在短片期即已萌芽和不断成长。在早期电影发展中,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性、追求大众性,被贴上代表都市大众和民间性的标签。

  茅盾等人对此曾有过尖锐的批评。早期古装片、神怪武侠电影围绕“忠孝节义”来组织情节“宣扬封建迷信、毒害儿童”,电影主题、题材选择和叙事被斥为“乱七八糟”,沦为一种文化混杂的消费方式。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走向大众化的内在驱动基因,它在事实上也成为人们关注与思考的一个焦点。新文化运动之前即已启动对风靡全球的“西洋影戏”的引进,这是和输入外来文化一样的为时人称道的受欢迎和激励的新生事物。电影与外来文化输入,既展现为一种文化断裂,又与传统之间存在一种自觉而复杂的关系。

  二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电影和新文化运动不仅完全未曾绝缘,甚至是同步发展的。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作为一种感知反应场,反向性地驱使饱经忧患的早期电影人积极投入到历史潮流和时代的叙事中。爱国题材大批量生产,成为无声电影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来的电影创作演进看,以人为本,思想开放,通过电影这一公共媒介敏感传递现代感,使早期中国电影有了更多观众,更大影响。

  一批经典题材纷纷涌现,丰富和充实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大银幕。家庭、女性、社会,旧中国黑暗腐败的机体……成为人们关注与批判的焦点,相关主题开始变得日趋响亮:一是反封建,二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探寻,三是伦理的觉悟。旧制度下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形象和悲剧、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五四”时期,中国电影也聚集了一批不世出的天才人物。正如戴锦华所说,“作为大众文化工业的雏形,中国电影必然在自觉不自觉间、间或力不胜任地承担其日常生活的内容、方式、价值转换的表述”。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融合,形成电影题材及表现上的突破。电影现代性在中国城市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作用明显。

  早期“影戏”不少由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而来,这样的作为新奇媒介的电影恰巧为引车卖浆者看得津津有味,占据从底层观众到知识观众关注的首位,成为新潮的象征。当时的一些影片,如但杜宇的《海誓》,字幕全是文言文写成,但影片内容以及场景设计等方面,都带有很浓的西方色彩,如人物的服饰、生活方式、布景道具均为西式,影片在呈现出中西杂糅混合特点的背后,还是透露出当时的影人骨子里是要“老妪能解”,主张弃文言要白话,后来到有声片兴起,“言文一致”成为电影发展重要的内驱力。白话、电影和它背后的观众获得的感官与情感认同,展现了无限魅力。

  三

  早期中国电影创作受到人道主义思潮影响,清晰地体现出《新青年》先驱重估传统价值的思想逻辑。如前面所述的《难夫难妻》,影片以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作为“第一部反封建影片”,使用喜剧手法关注妇女问题,抨击了旧的婚姻习俗。它以社会讽刺剧的形式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一致,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此片于1913年9月29日首映。一班文明戏的男演员参与了演出(女角色也由男演员扮演)。《难夫难妻》是中国摄制故事片的开端,拍摄时不仅有事先写好的剧本,也有专职导演。从内容到组织形式,都得时代风气之先。

  电影作为新生事物,既具展示功能,又不断拓开自己的叙事功能,除了引起普通观众的兴趣外,更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推动。取法国外、喜欢西洋的科学与美术的但杜宇,创作上带有探索的特点。他的影片《海誓》讲述“秀外慧中”的农村姑娘路遇盗徒而得到贫苦画家相救,二人由此相识并坠入爱河,最后终成佳偶。《海誓》可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爱情片,歌颂自由恋爱。1922年1月23日,影片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首映,盛况空前,舆论评“卖座之盛,超过舶来片”。

  “五四”时期,破除迷信要科学、反对旧礼教而要男女自由恋爱、批判旧道德和倡扬新道德之萌芽疯狂生长,成为电影创作最强音。第一代和第二代电影人,聚焦底层生活,着意表现电影和人生的普遍联系。上世纪30年代的影坛开辟了一个时代,“使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合流”(柯灵语),左翼电影关注现实,拍了《女人》(史东山编导)、《姊妹花》(郑正秋编导)、《神女》(吴永刚编导)、《桃花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等影片,骨子里其实很现代,因此呈现出耀人的光彩。

  1934年吴永刚编导处女作《神女》成为代表性作品。吴永刚曾说他的这部影片,是把妓女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疾病”来展现的。这和鲁迅笔下的狂人诘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有着相似的批判意义。影片关注现实,通过“妓女叙事”传达的,正是底层女性无声的呐喊与抗议。“五四”之后,现代小说家郁达夫(《茫茫夜》《秋柳》)、老舍(《微神》《骆驼祥子》《月牙儿》)、王统照(《湖畔儿语》)、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沈从文(《丈夫》《水手》)等人的作品,对在旧社会生活困境压迫下的妓女生活都有所表现。电影和文学互动,反映了新文化和新文学创作上文化叙事的共通趋向。这和当年出现的把电影指认为赚钱工具和消遣品的批评并不一致。

  从蔡楚生的《新女性》、沈西苓的《女性的呐喊》、卜万苍的《三个摩登女性》,到费穆1948年完成的影片《小城之春》,严肃地接触到女性问题“与整个社会问题解决的关系”,贯穿着“进步的女性主义”,可说是特点鲜明。2002年,田壮壮和阿城、李少红、李屏宾、叶锦添联手重拍了《小城之春》,在一定意义上接续并回归了电影本质的创作尊严。

  四

  当代中国电影展现出勇敢奔跑的姿势,反映了接续奋斗、以创新创造贡献我们时代的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百余年来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它担当时代责任,以丰富的故事素材、人物、思想主题及其反帝、反封建、救亡与启蒙等具有共识的话题,积聚中国电影创作者很多能量,和当下中国电影创作和文化进程构成了重要的联系。中国电影,如何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重要命题。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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