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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品赏《庄子》和《红楼梦》

来源:解放日报2019-06-11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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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冉冉

  《庄子·天道》篇中的一个寓言非常具有启发性。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土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

  舜肯定尧的美政,但又声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将有限之美引向无限,以无限为参照系不断超越各种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这种思路,在《庄子》和《红楼梦》中都有所体现。

  勿依恃有限的美

  《逍遥游》中,有着这样的序列:从“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到“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再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再到“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直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序列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美好之处,但《庄子》强调不要滞留于任何一种有限的美,不要依恃任何一种有限的美。

  对于有限的美,《庄子》的态度是“无待”。所谓“无待”,与其说是“无凭借”,不如说是“不依赖”。“无凭借”是不可能的,就连文中达到“无待”境界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其实也要凭借“天地之正”“六气之辩”。

  文中强调的是,“正”“辩”都不是固定的,都在“化”;彼时的“正”“辩”,此时已不再是“正”“辩”了,不要再依赖彼时的“正”“辩”,这样才能实现自由自在的逍遥游。

  《庄子》中描述“游”的境界时常常用“乘”与“御”来表示“游”的方式,包括“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等等。

  “乘”与“御”能够很好地表明“内”“外”之间的关系:“内”一直没有动,其实就是“无为”;“外”则随着道的运行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也就是“无不为”。“内”既然没动就可以说是“内不化”,“外”既然随道变动则可以说是“外化”,这正是《知北游》中所主张的“外化而内不化”。

  得道之人在随道变化时有凭借,却不对一时的凭借产生依赖,这就是《庄子》强调“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而对儒家的仁义礼乐主张不以为然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在《庄子》看来,儒家对作为先王一时之凭借的仁义礼乐太过依赖,结果就难以循道而应物不穷。

  “游”的方式是“乘”“御”,“游”的对象则是无限,如“四海之外”“六极之外”“尘垢之外”“方外”“无何有之乡”“圹垠”“无穷”“物之所不得遁”“无所终穷”“天地之一气”“逍遥之虚”“万物之所终始”“万物之祖”“物之初”“大莫之国”。《庄子》认同这样一种观念:曾经的美好固然令人留恋,但不要对任何具体之美产生依赖,对具体之美的依赖会因时过境迁而陷入局限、不能自拔。而且,这种局限不仅使旧的具体之美不复存在,还会使新的具体之美无法生成。

  对于具体之美,更重要的是“乘”着生生不息的大道进行永无止境的创造。用现代美学术语来说就是,审美主体要认识到各种美的具体有限性,通过不断克服有限性使审美能够无限生成,而不是停滞不前。

  “合内外之道”

  由此,我们可以在《庄子》中看到具体、有限的美总要被引向无限:“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也乎大哉,独成其天”“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

  无论是河伯的“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井蛙的“擅一壑之水,而跨埳井之乐”,还是尧的美政甚至是神仙“泠然善也”的享受,《庄子》都要将“美”引向“大”。此处所谓大,在《庄子》中不是指具体、有形的大,而是指“其大无外”的无形与无限之大。《庄子》中的“无何有之乡”“无有”“无”,都不是指一无所有,而是突出无限的无形特点。

  有人可能会问:《庄子》中为什么会说“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呢?难道是在否定“仁恩”“动不为利”“辞让”“食乎力”“行殊乎俗”“为在从众”,而肯定“害人”“为利”“争”“借人”“辟异”“佞谄”?

  实际上,这是在强调“仁恩”“动不为利”“辞让”“食乎力”“行殊乎俗”“为在从众”都是“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多”与“贱”这样的主观取舍会对旧有的具体之“美”产生依赖而不能促使“美”的继续生成。《庄子》之所以强调“无名”“无功”“无己”和“行贤而去自贤之行”,之所以反对“饰知以矜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非其所不善”和“是其所是”,都是源于克服旧美之局限性、不断创造新美的核心主张。

  总之,《庄子》强调“合内外之道”,把内圣(立德明道)与外王(应物而不穷)结合起来,把“治其内”与“治其外”、“养其内”与“养其外”结合起来。可以说,通过“合内外之道”,《庄子》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最大程度实现自由的问题:

  一方面,把循道而行内化为人的主观目的、把道的客观规律内化为人的主观标准。一言以蔽之,对外在于人的“必然”,人最大的自由是安于必然,不受负面情绪的支配。

  另一方面,人在主观上要不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视为“必然”而受其支配,要主动超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促成美的无限生成。可以说,通过“合内外之道”,《庄子》很好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

  少些执念与依赖

  《红楼梦》中,最看重的价值也是自由。

  如果不是自由的象征,宝玉厌弃八股时文,在女儿国中“厮混”,在大观园中游逛,“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以及“无事忙”“不中用”“闲消日月”……这些就都可以说是纨绔子弟典型的“荒于嬉”生活;如果不是对自由的看重,宝姐姐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淑女,而不是有着“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之憾的立体人物了;如果不是对自由的强调,湘云身上所体现出的魏晋风度也会大大消减“是真名士自风流”的魅力……

  不过,《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能够承载“合内外之道”的高妙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整体象征世界中体现出来的。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命名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很有可能是对道家“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之大观视域深切体会的一种无意流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贯穿全书始终,可理解为以时空之无限突破拘于虚、笃于时的遮蔽;甄士隐、宝黛等人对功名富贵的疏离,可视为对束于教、囿于物、拘于俗的超越。

  《葬花词》当然不能深刻体现哲人之思,却以诗性智慧描述了一种极为大观的视域:诗中的花不是园林之花,甚至不是大自然中的花,而是向无限飘飞的花——“花谢花飞花满天”“随花飞到天尽头”;宝玉听闻《葬花词》后有了深刻的生命体验,也是因为这篇作品引发了宝玉“逃大造、出尘网”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的整体叙事视域也表现出大观的特点:《红楼梦》写宝黛爱情,写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写“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些包罗万象的描写还只是《庄子》所说的“人间世”,并不能体现出“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艺术世界的时空建构耐人寻味。虽说主体部分仍是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空间中的故事,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的说法便颇有达变中知常的意味。开头女娲炼石的神话传说与“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叙事结构将特定时期放置在“古往”与“今后”之中,向前通向无限,向后也通向无限。

  另外,贾府、官府、朝廷、市井、宅院、庄园、乡村、庙观等特定空间被放置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中,由封闭空间变成向无限敞开的空间。小说结尾写宝玉拜别贾政,将这种向无限敞开的空间意识写得极有诗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背景中,一袭“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渐行渐远,走向远方,走向无限。走向无限的还有“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的悟道之歌,在人影不睹时似乎还在耳边萦绕,真是回味无穷……

  这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时空建构使得《红楼梦》具有其他古典小说难以企及的大观视域,从而让读者体认到具体、有限之美“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不对具体、有限之美产生依赖感,而是得以唤醒人的超越精神,促成美的无限生成。

  如果说《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江湖世界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金瓶梅》通过“极写人情世态之歧”呼唤人性之美,《儒林外史》通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寄托人格之美,它们都对具体之美表现出依恋与执着,那《红楼梦》虽然也对具体之美表现出由衷的欣赏之情,却少了执念与依赖。

  在“无限”的参照之下,曾经的具体之美如梦似幻,不可永久依恃。人的心灵被净化,妄念被消除,不会陷入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中不能自拔。在“无立足境”的情况下,也就不会驻足不前,而是随道运化,不断创造新美。(王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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