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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来源:解放日报2019-06-11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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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李贵

  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唐朝“行卷”和“公荐” 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

  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

  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

  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

  省试通过后,就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

  不过,殿试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怜悯,便让殿试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

  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 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

  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主要有:

  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乞丐孤儿和书童 皆可中进士做高官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概是早年穷怕了,他做官后依旧办事勤勉、厉行节约。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

  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世,更难以存活。但是,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竟然晚上在地上放置一个瓷瓶并灌满水,把脚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

  还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史书称,5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另一个是欧阳修,系家中独子。4岁丧父后,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时,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5年后,应试礼部又不中,不得不改习时文。后来,终于举进士甲科,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

  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还在曾巩之上。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和“寒门出贵子”的佳话。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

  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确实难出贵子。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 推进文化普及社会流动

  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三场,作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废官举逸民》,三是《天子六军之制》,四是《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五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的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

  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

  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

  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

  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宝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科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义,年仅47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后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42岁。

  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报宋朝。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

  这里,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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