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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永远的坚持,最后的坚持

来源:解放日报2019-07-20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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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铭

  以赛亚·伯林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因为对政治和道德理论的贡献而闻名。

  尽管去世已有20年,但伯林引发的关于自由、多元主义、民族主义等议题,仍然被持续研究、争论,他留下的著作一版再版,被人们反复阅读。

  最接近真实的马克思

  以赛亚·伯林的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 的 曲 木》(1990)、《现 实感》(1997)等。其中,关于马克思的学术传记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时年仅30岁,这部传记面世已有70多年,却至今仍被认为是对传主马克思生平和思想最出色、最简明扼要的阐述。

  伯林在写作时,具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产生共鸣的本领,这一本领在《卡尔·马克思》中即有成熟的展现。他的这种高超的表述才能不仅让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时搞不清楚,文中哪些是他笔下主人公的观点,哪些是他自己的观点,即使在当年,有此困惑的人也不少。伯林的一个朋友在一封信里向她的朋友诉说:“伯林夫人(伯林的母亲)不得不承认,每个周末,伯林先生都会向她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她总会时不时打断他问道,‘这是马克思还是沙雅(即伯林)?’他也总是再三保证,‘不不,这就是马克思,不是沙雅。’”

  如此投入自己,会不会损失传记作者难能可贵的客观立场?事实是,《卡尔·马克思》被俄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查奎斯称为“客观清晰的一个典范”,在更广的范围内,这本书被认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没有先入为主,采用的是完全客观、毫无偏见的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家,都变得明白易懂;而且不带有任何不适当的个人崇拜”。

  伯林能够做到这样,或许原因在于他能够公平对待思想家及其思想,认为思想也有自己的生命,刻有其主人的个性印记。他认为,人们想要了解传主,真正地了解,一定是因为传主的思想,而不是婚姻或衣品。正如此书中,伯林感兴趣的重点,是马克思写成《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他和传主展开“静默的对话”,并把对话的思想成果用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

  伯林笔下的马克思之所以真实,一部分原因在于伯林没有回避存在于马克思身上的矛盾之处。比如,马克思公开声称不关心道德考量,却对工业革命早期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公与残酷抱以明显的憎恨,等等。不仅如此,伯林还将自己此后的学术生涯都用在了思考与书写这些矛盾的起源、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或后继时代的做着同样思考的人物。

  想脱离而脱离不了的哲学

  根据《概念与范畴》出版时的自序,将自己早年大部分哲学论文集结出版,并非伯林情愿为之。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彼时已将哲学置于身后,转而研究观念史了。

  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这本书里,伯林又将自己多年以来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哲学观点往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继续致力于解释、辩护和研究它。这个观点是,伯林认为存在多种善,否认“所有的好的事物都应该是彼此相容的”,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或在建构某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人们必定要为了一些善而牺牲另外一些善。伯林用它来解释各种政治、观念与文学纷争的事实。他将价值多元主义观念作为伦理学中的中间立场,确立于一元论和相对论之间。

  这个观点,结合伯林更广为认知的关于两种自由的论述,产生了自由思想中的一个新学说——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

  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对在他之后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伯林认为,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积极自由),可能和希求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范围的欲望(消极自由),同样深刻。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前一种欲望,或许还发生得更早。但是,这两种欲望所希求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实际上,它们的区别非常重大,以至于造成了今天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因为相信“消极的”自由概念的信徒,认为“积极的”自由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而“积极的”自由观念则认为,自由是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

  简而言之,“积极的自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消极的自由”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以此观之,“消极的自由”是不完美的,因为在“消极的自由”下,人们不能随心所欲,但在“积极的自由”下,最可能随心所欲的却是统治者。因此,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相比“消极的自由”,伯林指出,“积极的自由”更容易被误解、扭曲和滥用,以致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造成危险和灾难,因此我们需对“自由”做出更为恰当和特定的界定,限制其过于泛化和庞杂的理解。

  伯林一直受牛津教育,后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于牛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牛津哲学学术圈中的一员,甚至成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象征,常常“在牛津大学最大的一个讲堂做演讲,那里总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谈,不用笔记”,“妙趣横生地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声音响彻讲堂”。然而,伯林很少撰写大部头专著来阐发他的想法,他写得更多的是一些长篇文章,由此而见《概念与范畴》的珍贵。虽然伯林想脱离哲学,但今天的我们还是能够从这本书收录的前后期文章中,辨识出伯林学术生涯关键的连续性,找寻到伯林之所以成为伯林的蛛丝马迹。哲学是伯林想脱离而脱离不了的关系。

  观念是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

  伯林相信观念是有力量的,观念,至少某些观念,是“发自心灵的物质”,而非只是头脑的产物。1958年,他在发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中提到,“100多年前,德国诗人海涅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

  《观念的力量》收集了伯林一些短小精悍而又通俗易懂的文章,是一本伯林用观念的演变解读历史暗流的书。

  文集的前两篇文章《我的学术之路》和《哲学的目的》,向我们展现了伯林笔下的观念发展历程,以及他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在思考“哲学的目的”时,伯林没有直接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描述分析哲学,而是借助哲学尝试解决的问题来思考它。在他举出的哲学问题中,提到了“所有的人真的都是兄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弄清楚“兄弟”的意义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情感。在“我的学术之路”中,可以看到伯林将关注点从意义转向了情感,当然,即便在他成为观念史学家之后,意义也并未从他的视野里消失。

  伯林认为,观念获取力量,并不仅仅甚至并不主要依靠它们的意义,而是依靠它们与情感和其他联想的连接。观念的力量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他关注观念的力量,坚定地相信人们会在它的影响下行动和反应,并认为观念的力量主要来源于政治逆境之中,由此就能解释伯林终其一生研究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痴迷。

  今天重读伯林文集,重温这些既坚持信念又自我怀疑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生活。伯林曾于1972年和1978年写下两篇论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非常有名,曾引发大量讨论,但在那两篇文章之前,伯林还曾写下一篇较短的文章。文章末尾,他这样写道:

  “如果人类活得足够长,也许能够看到连民族主义也显得荒谬和缥缈的那一天。但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我们应该去理解民族主义而非轻视它;因为凡是不被理解的,都难以控制:是民族主义主宰着人类,而非人类主宰着民族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楚这种无比强大却并非生来异常的现象源自哪里,它又如何变得病态失控,并为其寻找自我抒发的有效途径;既不要给它贴上无可容忍的非理性标签,也不要利用它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或者沉湎其中。”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观念的力量》的最后,仿佛在告诉我们,理性是永远的坚持、最后的坚持,而这,正是重读的意义。(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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