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九龙

　　今年3月初，日本东京中央拍卖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西周晚期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拍品涉及家族遗产纠纷，决定中止此拍品拍卖。”此套文物原定于3月12日现身东京的“长物·中国艺术品夜场”拍卖会。

　　按照此前拍卖方的说法，这组青铜器为民国旧藏，乃当时陕西文物收藏大家柯莘农所有。然而，不少专家发现，这组青铜器锈色具有明显的“生坑”特征，应该是出土不久。况且，民国时期曾国青铜器发现极少，这样一批成组的带铭文青铜器竟然没有任何记载，非常不合常拍卖突然被叫停，显然另有隐情。得知这组文物要被拍卖的消息后，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流失文物追索预案，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文物鉴定研究、考古资料比对、核查文物进出境记录，迅速锁定该组文物应源自湖北随州曾国墓葬，并掌握文物为近年遭盗掘、走私出境的重要依据。

　　3月9日，国家文物局紧急照会日本驻华使馆，向其通报流失文物信息，明确指出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系非法出口且疑似被盗掘走私文物，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提请日方协助中方解决文物返还。

　　此后，经多方施压，文物持有人同意将该组青铜器上缴国家并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在各方努力下，8月23日深夜，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24日凌晨安全入库。

　　文物回京后，国家文物局开展了系统鉴定研究和科技检测。研究表明，这组青铜器为湖北随州地区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经过锈蚀产物分析与锈蚀层性状的观察，判断其为近年来被盗掘出土。

　　整组青铜器鼎、簋、盨、壶、甗、霝器类同现，铸造精致、保存完整，8件器物均有铭文，多达330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为目前考古发现所未见，对于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文化、曾国宗法世系以及青铜器断代与铸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曾国在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1966年京山苏家垄出土曾仲斿父九鼎铜器群，学术界才确认“随枣走廊”一带有曾国存在；1978年随州发现曾侯乙墓，多数学者认为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的随国。近年来，鄂北地区多项重要考古发现，才终于串联起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时期曾国墓葬制度的发展脉络。

　　尽管如此，铸有“曾伯克父甘娄”之名的青铜器出土文物此前从未有发现，这批春秋早期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对研究曾国宗法世系、礼乐制度具有重要价值。通过X光照相技术可以看出，所有青铜器都为范铸成型，体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故此，这组青铜器已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实施跨国追索的价值最高的一批回归文物，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贡献了新的实践案例。

　　一同亮相“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的，还有赫赫有名的《伯远帖》《中秋帖》和《五牛图》。

　　故宫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亲笔所书。在他收藏的历代书法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得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是书圣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二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三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写的《伯远帖》。

　　1911年到1924年，《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携带这两幅宝帖出了宫，经由她娘家侄孙便宜卖给了一家古玩商。从此，两幅国宝流落民间，下落不明。

　　辗转多年，《中秋帖》和《伯远帖》于1951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

　　因为未能顺利卖出，急需用钱的郭昭俊把这两幅宝帖押给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又将古画抵押给香港汇丰银行。因郭昭俊做生意赔本，一年后抵押期满，无力赎回，准备出售，赎宝期限就在1951年底。眼看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

　　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希宝帖的报告被十万火急地送进了中南海。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和郭昭俊是世交，得知国宝垂危，他迅速告知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随后消息被上报给国家文物局。

　　1950年11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稀世国宝以当时的天价重金回归祖国怀抱。

　　《五牛图》的经历和这两幅名画类似，只不过更加悲惨。《五牛图》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入宋以后，它一直被珍藏在皇宫内苑之中。清兵入关后，《五牛图》一度下落不明，乾隆皇帝搜集天下至宝，《五牛图》入住清宫。

　　100多年后，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北京城，《五牛图》被劫出国，漂泊海外长达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香港汇丰银行的吴蘅孙买到。后来，吴氏濒临破产，要把这件珍宝拍卖。香港的一位爱国人士将此消息写信告诉周恩来。文化部接到总理的批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并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些传世名画经过了数不清的颠沛流离，早已老态龙钟，平时难得一见。《伯远帖》《五牛图》上一次公开展出，还是在2015年的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按照文物保存的规矩，今年展后，这些国宝又将入库“冬眠”，至少三年不会再露脸。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厅，有一幅从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揭下来的《药师经变》巨型元代壁画。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共1000万件左右。

　　近年来，中国在保护和追回文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年7月，山西青铜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全国首个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更令人惊讶的是，博物馆的大量藏品，是由山西公安机关缴获并移交而来。

　　义方彝和义尊，两件珍贵青铜器上有相同的铭文，均系国家一级文物，为西周早期青铜器，是山西青铜博物馆的明星文物。它们是山西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罕见的铸有“武王”铭文的青铜器，两件青铜器内壁上都刻有23字铭文，记录了周武王赐给“义”三十朋贝的故事。

　　义尊、义方彝是盗墓分子在山西某地盗掘出来的，此后被文物贩子转手多个省市并最终流落境外。山西警方经境内境外缜密侦查，终于查清了文物流失的路线和最终目的地，查明了盗贩链条上的相关人员。在国家支持下，通过法律手段，终于先后将两件文物成功追缴回国。

　　两件青铜器铭文显示，它们都是“义”在受到周武王赏赐后为父辈制作的重要礼器。“义”是“丙”族的后裔。“丙”族在商代是与王室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大族。义方彝和义尊显示，进入西周之后，作为殷商遗民的“丙”族，因与周王室关系密切，还保留着较高的政治地位。

　　与此类似，该馆里的晋公盘也是山西省公安厅历时多年从境外追回的被盗文物。晋公盘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公侯礼器，口径40厘米，总重7000余克，浅腹平底。该盘内有多个浮雕、圆雕动物，其中圆雕动物能在装置原处作360度转动，体现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据研究，这是当年晋文公给女儿的嫁妆。

　　此外，在晋公盘内壁，还发现珍贵铭文7处，共183字。这些铭文，清晰呈现了“春秋五霸”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传递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类似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不久前，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中，拟人化的青铜埕和皿方罍器身，讲述了自己在海外漂泊的经历。被称为“罍王”的皿方罍，1919年出土于湖南桃源后，器身流落海外，器盖流落民间，如同在时间中走散的两兄弟。最终几经周折，才让皿方罍器身在2014年回归故乡，成为全物。

　　文物是什么？它承载着时代记忆与灿烂文明，维系着中华传统文化血脉。守护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游子归故里，还需齐努力。（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