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　郝瀚

　　《攀登者》是新主流电影的又一力作。从《战狼》系列到《流浪地球》，新主流电影的创作逐渐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制片潮流。其“新”体现在传统主旋律电影与类型片的融合，在样式上从军事到科幻不断探索主流电影的类型边界，《攀登者》亦是如此。与国庆档的另两部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相比，本片在票房与口碑上都稍显逊色，其原因可简括为“成也类型，败也类型”。

《攀登者》海报

　　从电影艺术角度看，《攀登者》的价值在于体育与冒险两种类型样式的杂糅，拓展了新主流电影的边界，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首次将登山运动搬上银幕。体育题材的主流电影并不罕见，从“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女篮五号》到“第四代”的《沙鸥》，再到即将上映的《中国女排》，将体育精神、国家精神进行同构成为这类题材进行主流话语表达的常见方式，本片亦然。

　　《攀登者》基于1960、1975年中国国家登山队两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正如影片中所提到的“人类要面向未来”，登山运动在特定历史时期便具有多重意义，尤其作为中国国际地位攀升的注脚而存在。

《攀登者》剧照

　　历史真实的艺术化处理是类型电影的正常处理方式。如影片中主要角色的塑造是根据真实登山队员屈银华、刘连满、贡布等人的事迹“综合式”改编而成，勾勒出典型化的人物。此外，影片中第二次冲顶珠峰的动因也具体落实到个体人物的情感中，如曲松林的不甘、方五洲的执着、杨光的牺牲，也塑造了方五洲式的“超级英雄”。影片最后，五星红旗在珠峰顶展开的刹那间，个体价值与国族情感完成弥合，凡此种种，都是类型电影的经典表达方式。

　　由上可知，《攀登者》娴熟地使用类型电影的诸多技巧，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导演李仁港的商业片制作经验。本片虽触及新主流电影罕见的类型样式，却面临诸多桎梏，一部分是题材本身的限制，另一部分是类型过度杂糅的副作用。

《攀登者》剧照

　　与诸多球类运动相比，登山不但显得过于“阳春白雪”，而且脱离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登山面临自然和人为等各种未知因素，让这类题材带有天然的冒险属性。登山的视觉性（风光）、奇观性（脱离现实社会）、戏剧性（不安定因素）看似适用于电影，却面临难以视觉化的问题。无论是通过特效还是实拍，自然风光是视觉化中最容易实现的部分，在《攀登者》中，影片主要依靠特效展示出珠峰气候的诡谲多变与自然环境的极端恶劣，但除却自然风光，电影艺术最基本的视觉性——面孔与躯体却难以表现。此外，绝大多数运动都会强调运动员躯体的美感，如线条、肌肉、围度，运动员的面孔与躯体先天性地容易唤起观众的明星崇拜，这也是电影视觉转化的内在优势。但登山运动中，运动员从头到尾都在装备之下，连最基本的性别都难以辨别，这也是登山题材电影的所面临的的悖论：当明星展示身体时，其势必与登山本身脱节，因为无保护登珠峰等于自杀；当攀登活动本身突出时，明星又只能退而其次。李仁港为解决这个问题，多次采用插入杂耍蒙太奇的方式突出明星个人魅力，比如方五洲与徐樱初见时，方五洲奉献了一段“极限运动”秀。

《攀登者》剧照

　　此外，与篮球、足球等运动相比，登山的技巧性难以视觉化处理，如何显示这门运动的挑战性更成为难题。篮球、足球、体操等运动员可以凭借身体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而登山运动员的特质往往是难以视觉化的耐力与经验、甚至是运气。专业装备是较为容易视觉化的符码，在《攀登者》中也被弱化，如开篇一幕就强调曲松林以身体做梯子不惜冻伤，强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于是，导演削弱了常规的登山活动的戏份，强调登山队面对恶劣天气的险境以及险境求生中所展示的动作，将这些段落无限拉长，实现运动、冒险的类型杂糅，虽然营造出飞跃冰涧、雪坡滑行等“高海拔”奇观，却难免有生硬割裂之嫌。

　　最后，影片的戏剧性过度依赖自然条件，仅有的人性变化略显单薄。在其他国家的登山题材电影中，韩国的《喜马拉雅》及美国的《绝命海拔》，都探讨了自然与人性的关系，带有极强的剧情色彩。《攀登者》出于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定位，无法过多探求极端条件下的人性之问。张译饰演的曲松林从冒险进到软弱，从痛苦到激励，是片中少见的人性变化，但两次转变之间的衔接不够，较为突兀。

　　综上，《攀登者》拓展了主流电影的类型边界，但也面对着桎梏。这些桎梏很大程度上是题材与影像自身的冲突，也有贪恋类型杂糅的不当处理，如过度表现方五洲与徐樱的感情戏，显然是喧宾夺主。从中我们也可以印证新主流电影发展的趋势，即在类型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郝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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