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张义文
现年九十岁高龄的美国导演伊斯特伍德仍在保持高度热情的电影创作,由其导演的《骡子》《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下简称《哀歌》)也先后登陆中国银幕。《哀歌》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讲述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中,保安理查德•朱维尔(下简称朱维尔)从发现炸弹救人成为英雄,到被媒体、联邦调查局怀疑成为罪犯,最后在律师朋友的帮助下洗脱罪名的故事。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海报
事实上,任何作品对真实事件的改编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再创作。在电影中,导演对素材有目的地部分选取呈现和不同叙述策略的使用,恰好表明了导演对事件的态度,并进一步传输给观众。《哀歌》借助这一真实事件,表面上抨击了美国的媒体与政府,实际上是借助平民个体续写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社会史诗,具体从对体制关系的想象性表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个人主义的“美国梦”达成等方面表达出这种隐蔽的观念。
对体制关系的想象性表现
自十八世纪民主法治发展之初,西方社会就已形成了“政府不值得信任”的基本认知,启蒙思想家大卫•休姆甚至提到“将政府的每一个人视为恶棍是正当的政治公理,虽然这个假设在事实上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受这一文化观念的影响,西方的影视作品中常常表达对体制的不信任甚至是对抗,如《三块广告牌》,灾难来临时也常常寄托于平民甚至是非人化的英雄,如“漫威”系列的英雄,而对体制的“污名化”处理也常常成为符合美国观众的心理期待的常见手法,在《哀歌》中,尤其表现在对以媒体和联邦调查局为代表的体制关系的想象性表现。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剧照
朱维尔在真实历史上确实是被联邦调查局怀疑过的,但影片在具体展现时却没有处理成黑白分明这么简单。电影《哀歌》中,《亚特兰大宪报》的女记者凯西是朱维尔由英雄向罪犯转变的直接推手,她通过与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情色交易,共同将朱维尔推向深渊,但事实上,如此隐秘却又对电影叙事起主导作用的细节无法直接通过历史获取,只能靠导演的艺术性塑造。对于以媒体和政府为代表的体制而言,这无异于一次“污名化”,而“污名化”的背后则是极尽满足观众的想象。不止于此,影片还存在大量类似的细节,比如大量的媒体记者拥堵在朱维尔家的门口,导致朱维尔一家人都无法正常出入,凯西悄悄溜上朱维尔律师的车,想套取有价值的信息;又如联邦探员在调查过程中不断诱导朱维尔制造犯罪证据,等等。
在不改变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哀歌》通过对代表体制的具体人物行为细节的编排塑造,给观众一种政府与媒体是共谋的错觉,而这恰恰在现实中是符合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程序正义又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不是为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以实现而存在的价值目标;实质正义就是指是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才能够得以伸张公正的结果。换言之,要获得实质正义,就必须先经历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是美国法律体制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剧照
《哀歌》中看似体制与作为个体的朱维尔出于矛盾对抗状态,但实际上二者都始终遵从各自的程序正义。就体制的代表而言,媒体记者凯西将朱维尔怀疑为罪犯并大肆报道,并非出于编纂捏造,而是从联邦探员那里获取的消息,即使在拿到消息后也是经由媒体发布的程序而进行的;另一边,联邦探员的调查也是根据相关法律从将朱维尔带走到其被保释,再到出示搜查令登门搜查,分门别类取走相关物品后又悉数送还。就朱维尔而言,他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在一轮接一轮的诱导中紧紧守护着自己的合法权利,甚至出于做过保安的经验替联邦探员的行为开脱。无论看哪一方,都具有自己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决定了实质正义,朱维尔本就是爆炸事件中的英雄而非罪犯,“疑罪从无”的逻辑最终让其彻底洗脱罪名,当然这离不开联邦调查局的确认,而媒体对这一结果的承认将实质正义传达给了更多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三者(也是对立两方)的程序正义与结果的实质正义完成了统一,也进一步提升了美国观众对美国法律的高度认同,也是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
个人主义的“美国梦”达成
“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个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因此,个人主义通常使美国人产生骄傲感,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的、最吸引人的地方。”(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对个人主义的崇拜,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最普遍的存在,这种认识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电影。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剧照
主人公朱维尔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白人男性,他身躯肥胖,大众化的面庞,从事着低端的工作:先后做过服务员、公路保安、学校保安、奥运会场地保安等,但他一直有成为正式警员的梦想,这也正是其有多份保安经历的原因。这种梦想让他常常在工作(还不算执法)过程中越界,比如在公路时强行扣过别人的车辆,在学校时强行闯入学生宿舍调查酗酒,在奥运会场地发现不明包裹时表现出“反恐”一般的态度,等等。有评论人士曾认为朱维尔只是普通公民,多一份警惕,做了他应当做的事,但其背后的逻辑是朱维尔有成为正式警员的梦想,这份梦想常常让他以警员的思想行为要求自己,成为救人英雄的背后是对个人主义的宣扬。
狭义的“美国梦”是指“只要个体愿意奋斗就能成功”,这与个人主义是互为表里的,“美国梦”的达成恰恰成为对个人主义的回报。电影结尾,朱维尔的律师沃森上门找他,推开门的镜头即是已经晋升警员的朱维尔,完成了他的“美国梦”,对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颂扬,没有比这更直白的了,也没有美国观众不会对此产生观影的满足感。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剧照
无论是体制的“丑化”表现,还是法律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还是由个人主义完成所谓的“美国梦”,这些都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哀歌》通过对平民英雄的塑造,以一种隐蔽性的方式完成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输入,进而通过银幕观看的方式向观众传播。事实上,绝大多数好莱坞电影都遵从此逻辑。(张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