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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味文学”到“中国文学”

来源:北京日报2020-09-15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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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婧婧

  一座城市的文学形象得以建立,基于叙述与想象的发生。作家们在有差别的个人立场和文化逻辑基础上对城市的书写,逐渐勾勒出一座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征与气质,从而形成成熟独特的面貌与形象。这里谈及的城市文学,不同于文学题材指涉的城市概念,后者更多地将城市作为叙述的背景,而前者则强调城市与文学作品更密切的相互关系,强调城市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直接参与文本构成,并体现写作者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判断。

  北京是一座建立了自身文学传统的城市。

  “京味”具有地域与文化的双重指向

  文学与北京是相生的。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渗透了作家们在北京这个特殊的空间里的描绘与想象,他们的作品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阅读图景,身处北京之外的人们也得以通过这些文本形象地认识和了解北京,由此形成他们的北京想象。

  20世纪30年代,在以周作人、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小说作家中,北京的意义更存在于“精神故乡”的层面。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眷恋,京派小说家们笔下的北京更接近于“乡土北京”。在这里,北京只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还不能算是城市文学范围内的北京书写。

  我们今天普遍认为老舍有关老北京的一系列作品,真正开辟了现代北京的书写传统,老舍汲取北京文化的精髓,表现老北京的风俗人情,展现丰富、宏阔的老北京生活画卷。基于此,在数代作家的笔下,北京逐渐确立起它的文学形象,也真正构建起“文学北京”这一命题。

  随着邓友梅、陈建功等一大批作家涌现,出现北京书写中典型的文学风格——京味小说。他们以北京方言写作,呈现老北京的地域特色和人物形象;他们书写北京的变迁、胡同里的人烟、旗人的没落与营生,表现老北京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迷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乡土北京”向“现代北京”转型的过程中,“新京味小说”萌芽,王朔、刘恒、刘震云的笔下,出现了以新大院文化、新胡同文化为代表的文学景观。

  自90年代,随着写作环境的变化,文学中的“北京”形象又发生变化,邱华栋等作家的写作开始赋予北京形象以新的内涵。

  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书写,更多说的是源于京味文学传统,因为我们判断一篇小说是否属于京味小说的标准中,不仅强调小说是否是北京城市题材,更强调小说中的城市韵味,以及是否体现生活于此的人们的心理共性。也就是说,京味小说不仅要描摹出北京风貌,更要凸显城市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思维方式,凸显城市的独立气质。也因此,京味文学中势必隐藏着作者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写作者们对北京的回忆与建构,便要呈现出这座城市的精神和面貌。“京味”二字具有地域与文化的双重指向。

  一部回到文学现场的资料汇编

  目前,对于京味文学的研究已成体系,但系统而全面的资料汇编仍然缺乏。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主编的《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新近出版,这是近年来较为完善的一部京味文学、北京文学的研究资料集,它涵盖了从京味文学这一概念提出、完善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重要学者的标志性论文,追溯京味文学研究的历史现场,还原不同学者对同一个文学风格的讨论、争鸣和相互印证,清晰地呈现了京味文学研究史上不同阶段的关键收获。这是一本京味文学概念的生成史、发展史,也是一个研究京味文学、北京文学的重要入口。

  1982年,舒乙发表文章《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他将老舍作品中出现的240多个北京的真实地名分成五种功能,梳理、分析它们如何构成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味儿”。这是一篇较早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京味”角度解构老舍小说的文章。

  1988年,刘颖南、许自强在《中国文化报》发表论文《“京味小说”派初探》提出作品具有“京味”的三个条件: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同年,李希凡在《京味儿小说八家集》序言中提出,老舍的小说“展开了这老北京民俗风情的长幅画卷”,而徐德明在《新时期小说中的老舍风》中肯定地提出邓友梅、刘心武等作家发表的京味小说是对老舍文学风格的继承,并从两者出现的时代背景、对待文化的态度等角度进行分析评论。

  1991年,吕智敏从京味小说艺术对象的地域化论述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同年,赵园提出:“‘京味’由人与城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赵园认为,京味文学既有对语言趣味的倚重,又有题材范围、创作态度、表现方法等的限定。京味小说不仅局限于对北京民俗的表现和城市空间的描写,更要展现其间的人伦关系和人生形态,发现蕴含着的老北京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体系。赵园《北京:城与人》的出版,是京味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在此之后的京味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京味文学的特征及对作家作品的梳理。1999年,李淑兰在《京味文化的特征》中归纳了京味文化的三大特征,即“庄重和谐”“雅俗共赏”“悠闲自在”。2002年,樊星在《当代“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精神》中论述当代京味小说与北京人的文化品格的关系及京味小说在时代发展中的演变轨迹。2006年,王一川则在《京味文学:绝响中换味》中梳理了京味文学中的三代景观。

  在京味小说的研究基础上,近年来,北京文学这一概念也被不断提起。《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一书收录了包括陈平原、孙郁、孟繁华、赵冬梅等学者北京文学的研究成果。2005年,陈平原提出,在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命题下,“北京学”具有代表性,也更有发展的潜力;孙郁则在2010年提出“大的北京的概念”,即故都层面的北京和全球化投影下的北京已经使得文学中的表达和语言的逻辑出现了新质。

  对于城市文学创作来说,城市的发展要求写作者进入现实的场域,与身处的城市发生切肤的关联。我们期待在城市文学作品中看到写作者的实感,更期待他们的写作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一座城市新的理解与认知。在《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中,还收录了老舍、汪曾祺、邓友梅、邱华栋、叶广芩、宁肯、徐则臣、石一枫等作家的北京印象,他们眼里的北京,有京白、吆喝、羊角灯,有胡同文化、“忍”文化……这些文章可以成为我们介入他们作品的一种路径,他们对北京的印象和理解如何转化为他们笔下的故事和声音,这些印象也成为京味文学、北京文学研究的一片丰饶沃土。

  北京书写与中国城市文学

  北京书写的传统虽由京味作家们建立,但如今,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与人的精神气质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创作的语境也随之改变。新一代身处北京的作家一方面受到老北京城市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也感受着现代化变迁中北京城的变化,个体写作与城市文化、社会发展盘根交错,新一代作家对北京的想象与书写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他们的书写构成了当下北京文学的新面相。

  而即使新一代北京文学作家的写作场域和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写作主体身份、立场与视角不同,他们的作品也会千差万别。因此,在常年旅居海外的冯唐笔下,北京是完成时态的,借由秋水的个人成长,冯唐意在追溯和建构的是他记忆里的故乡北京;在成长、工作都在北京的石一枫笔下,北京是“实然”的,他切身地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并写出他理想中的“应然”人物;徐则臣的“京漂”小说书写的是和他一样的外来人,虽然身在北京,但缺乏身份认同感,北京是他们“在而不属于”的他乡,因此,在他笔下有极大的幻灭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王城如海》的发表,徐则臣的北京书写也完成了一次自我突围与超越。在这篇小说中,他将北京放置在中国整体版图乃至世界版图中对比和思考,他的城市书写也因此具有了可贵的重量,成为具有深广度的城市写作。

  如果说老舍、邓友梅、王朔等前几代作家对北京的书写更多的是对往昔的追忆与怀念,那么以石一枫、徐则臣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则是进行时态的,他们的作品包含了对老北京的回忆、新北京的想象和新北京形象建构等多个方面。新一代作家将北京城市书写关联进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当中,北京既是具有独立品格的大都市,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部分。新一代作家显然不满足将北京作为小说的唯一背景和叙述空间,在他们的叙述背后俨然藏着正在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轨迹。

  孟繁华认为:“城市文学是当下正在兴起和构建的文学。这一文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城市文化尚未建立起来、中国社会‘型构’尚未完成的时代,城市文学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文学有了极大的机遇。”以北京书写为视角,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探讨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是具有代表性的,目前,城市文学尚缺乏公认的代表性作品,它远不如乡土文学的成就那般耀眼,因此,对北京文学乃至城市文学的研究,都隐含着一种呼唤,它既期待城市文学力作的出现,更期待一条新的中国文学路径的成熟。(李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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