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腾新贤

　　20世纪末，曾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过两个大胆的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学引领潮流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疾病大流行的时代。在一个生产力发展迅猛、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时代里做出这样的预言，可谓惊世骇俗。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这两个预言竟然都成为现实。

　　关于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研究者们多着眼于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方面，力图通过科技力量的进步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突出的种种矛盾。当代知名学者、文艺批评家鲁枢元教授则不然。在他看来，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上，还存在着“精神生态”。人类精神不仅是地球生物圈中一个极为活跃的变量，也是解决自然与人类之间矛盾的希望所在。由41篇演讲和对话组成的《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一书，即多角度地展现了作者对于生态文化及文化生态的观察与反思。

　　“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现代化进程错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损伤了人的外部生存环境即自然界，扭曲了人的内在自然即人类天性，从而酿下自然界与人类内在精神的双重危机

　　本书首篇所谈的“元问题”，“在时间上先于其他所有问题，在空间上笼罩其他所有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这个“元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之间几乎不存在所谓的“问题”。尽管“天人合一”作为词语直到北宋时期才由张载提出，但其思想内涵却早在先秦时期的《周易》中就有明确体现了。《周易》中的“天”，既是物质的、自然的，也是意志的、命运的、道德的。天与人是一个同脉相连的有机整体，彼此之间不存在矛盾对立关系。正因如此，中国的先哲们总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儒家主张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彼此之间要仁爱；道家强调凡事要顺应自然，万物应和谐共存；墨家则宣扬兼爱，反对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西方思想界也存在着与中国先哲们相似的观点。然而与我国不同的是，西方持此类观点者绝大多数出现于近现代。在本书中，作者以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辨，对孔子、老子、陶渊明、张载，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德日进、德里达等有关人与自然的论述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指出：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东西方精神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现代化进程错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损伤了人的外部生存环境即自然界，扭曲了人的内在自然即人类天性，从而酿下自然界与人类内在精神的双重危机。”

　　在考察东西方对“元问题”态度的过程中，作者还以其特有的敏感、深情而又隐含忧伤的笔调，讲述了“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近代的惨淡境遇。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对阵西方列强的惨败，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更是文化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倾慕与追随，是与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鄙薄、拒斥相对应的。在输掉了自己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后，“师夷变夏”成为中国近代知识界的主流，而割除本民族传统，拔掉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则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尽管在激荡着耻辱与抗争的时代洪流中，还存在着杜亚泉、辜鸿铭等少数竭力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护的知识分子，然而由于时代原因和策略失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边缘化，甚至被丑陋化了。连远道而来，呼吁中国人不要抛弃传统文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大张旗鼓的讨伐声中尴尬离去。中国民族文化之根虽未断绝，却不得不让位于来自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迅速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主流，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观念也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广为流行。

　　令人欣慰的是，古老而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二战后迎来了转机。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和日趋沉沦的人性，西方哲学家们开始对自己的传统哲学产生怀疑，对他们曾奉为金科玉律的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当西方走出“欧洲文化中心”这一圈子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接受。这一转变，大大增加了中国学者们的民族自尊与学术自信。以梁漱溟、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家”认为，中国现当代思想家应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自救，并冀图以此修整和弥补西方工业文化在审美价值和伦理道德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作者于本书中所阐述的生态批评理论，显然与新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

　　“精神圈”是为解决“元问题”

　　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

　　20世纪初，西方科学界人士提出了一个扩及全球的新概念——“人类纪”。尽管这一概念未进入官方地质年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确乎已经成了当前地质时代的主体。与寒武纪、侏罗纪等时代的主体不同，人类不但具有自觉意识，还具有劳动能力。这就决定了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必然是巨大而持续的。本书作者认为，社会生态学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划分明显忽略了人类精神性的存在，而后者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因此，他提出：在构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圈”。

　　这个“精神圈”，西方学术界也有论及。当代法国生态学家克洛德·阿莱格尔就曾在其学术著作中使用过这一概念，并认定人类已经成为当前地质时代的一个超强因素。但作为一位科学家，阿莱格尔探讨“精神圈”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考察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他冀图通过体制性因素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效力，进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生态灾难。因此，其“精神圈”所指是人类群体。本书作者则不然。

　　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鲁教授在对“精神圈”的阐述中强调了人类的情感、信仰等精神因素，强调生态文化对于文学艺术等审美情感活动的作用力。在他看来，当今社会的人们不但正承受着由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各种环境污染与生理疾病，还同时忍受着由生态文化渗透到精神领域而导致的各种心灵痛苦。他认为，“精神的资源是蕴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资源，人类的开发行为似乎也到了应该向内转的时候。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显然，作者提出“精神圈”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解决他所提出的“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所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的精神世界，而非科学技术力量。

　　唤起诗意生存，非文艺莫属

　　乌托邦即人所渴求的对象在现实世界中空缺。空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缺处总是弥漫着最强的希望张力

　　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指出：现代人类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人类必须迅速觉醒并及时调整方向，才不至于坠入万丈深渊。而在如何改变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问题上，这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历史学家的英国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中国。与汤因比一样，本书作者也将解决“元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主张人类应以审美的精神愉悦取代物质的身体享乐，通过开发新的精神资源，取代对自然资源的无尽索取，继而走出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作者看来，这将是人类“诗意的生存”。而能够唤起这种诗意生存的，非文学艺术莫属。

　　在多篇演讲中，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东晋诗人陶渊明田园生活的追慕，并热切地期待这位诗人能够成为生态时代里的希望——“在西方的生态批评运动中，那个死去百年的康科德镇上的懒散之人梭罗已经成为‘后现代’的‘圣人’，为什么不能期待我们中国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时代的暗夜中再放光芒呢！”

　　在以中国传统文化论证“诗意生存”的同时，作者还将他所追慕的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与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院士有关乡村文明的论述联系起来，力证向传统文化回归实质上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然而，作者终究无法回避当下的现实——“传统的乡土文明已经解体，传统的农民已经蜕化，传统的田园风光已经消失”“当代农村已经难以给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因而，“关于生态社会的种种构想，相对于强大的现实政治经济来说，或许只是一帘春梦，一场类乎小说家的白日梦，一个永远在地平线上音乐呈现的乌托邦！”饱含激情的炽热期待与近乎绝望的冷静认知，不加掩饰地并存于本书的多篇演讲与对话中，看似矛盾，实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丝毫不让读者感到混乱，只令人深深体味到作者内心沉重的苍凉。

　　总体上看，本书作者是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尽管作者在书中谦逊地称自己学养不足，难以在生态文艺批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回归传统的设想更近乎乌托邦，然而正如作者所说：“乌托邦自有其价值，乌托邦即人所渴求的对象在现实世界中空缺。空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缺处总是弥漫着最强的希望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作者打破了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创造性地提出“精神圈”的概念，率先走进了人类精神的生态系统。

　　（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