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垚

　　近期，华裔导演兼编剧石之予在《包宝宝》之后创作的剧情动画长片《青春变形记》广获好评，备受关注。影片讲述了一个成长于典型亚裔家庭中的13岁女孩小美的成长故事。在北美的文化语境中，小美拥有华裔小孩的各项“品质”，比如功课门门A+,数学尤其出色，会乐器，奖杯证书样样有，不善交际。同时，她又和其他进入青春期的女孩一样，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着变化。她有自己的闺蜜团，有喜欢的偶像团体，有暗恋的男孩。在小美追求自由、释放个性、渴望异性纯爱的青春期“变形”过程中，她也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同样“典型”的华裔母亲的阻碍力量。影片用生动的细节展示了母亲如何全方位操心小美的生活：进女儿房间不敲门，随意翻看女儿的笔记，女儿放学迟回家十分钟就过度紧张，女儿忘带卫生巾追到学校去等等。

　　近年来，在探讨女性青春成长类叙事作品中，“母女关系”成为重要的题旨。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和其电视剧版《我的天才女友》，以及电影《伯德小姐》都是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国内也有《柔情史》《兔子暴力》等电影。处理和反思与母亲的关系意味着青春期女性试图从家庭中独立的同时，要接受和确认自己的性别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对母亲往往充满复杂而纠结的情感，其中掺杂厌恶和共情。

　　《青春变形记》的独特性在于用动画的形式将现实问题奇幻化，把少女青春期最直接也最显性的成长特征——月经初潮的来临——形象地呈现为变成一只红色的小熊猫（影片片名直译为“变红”）。母亲为女儿准备好了初潮来临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却未能从心理和个性发展的层面予以关心，戏剧性地将此事公开，使小美在同学面前出了糗。对于小美来说，变成红色小熊猫是情绪失控的反应，同时也是一种反叛和抵抗的行动，是内心“野兽”的真实显现。这可以理解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分析卡夫卡的作品时强调的“生成”，即从原有的文化秩序中变形，意味着新身份的生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小美很快能够自由控制是否变形，并且还收获了更多同学和朋友们的关注和喜爱。

　　“变红”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上也意味着个体自我实现和族裔文化身份的碰撞。这个层面上，红色不难让人联想到华裔文化基因的底色。随着故事发展，真相揭开，原来变成红色小熊猫并非小美的个体特质，而是从女性祖先新怡那里代代相传，小美母亲的家族成员当中的女性均有此能力。影片通过讨论母女代际关系，引出了华裔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怪异的学霸小孩和严厉的“虎妈”，这一对典型性的母女形象几乎符合北美社会对华裔母女的认识和想象。当母亲为了控制小美而变成更大更强力的怪兽时，观众可能一度认为影片就此走向个体追求自由的驱力和传统宗族家长制文化的束缚之间的二元对抗。但是，创作者显然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更具包容性的视角。

　　在讲述和解释一个群体（尤其是弱势族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时候，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视角？这是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工业叙事体系中最热门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青春变形记》体现的是身份的流动和混合，而非简单化为中/西、新/旧、个体/群体之间的对抗。在北美文化环境中，自我实现和族群意识的对立碰撞在小美自信地说出“我欣然接受并采纳所有的标签”的宣言时通向一种超越二元论的可能性。影片结尾小美的选择也将这种超越进行了升华，选择封印和摆脱内心的怪兽，还是和“她”融合共存，小美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排斥和接纳的过程，在西方主流文化结构中，华裔总是被固定在特定的身份中，被限制在他们的特定角色中。如何想象和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青春变形记》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最后，回到影片的母女关系议题上来。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对东亚社会的母女关系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无论是回应母亲的期待、还是背叛母亲的期待，只要母亲还活着，女儿就不可能逃离母亲的束缚。无论是顺从还是叛逆，母亲都支配着女儿的人生，直到死后。”（《厌女》）其结论是，女儿的母亲，存在于女儿身体之中。也就是说，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因此，红色小熊猫作为小美母女之间共有的“分身”，成为她们无法摆脱的身份。《青春变形记》想讨论的是，母女间以爱的名义支配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但有没有可能因爱而和解呢？小美在做最终选择时候，在竹林深处（也是文化的深处）看到的是同处青春期的母亲，那个为害怕辜负母亲期待而自责哭泣的少女。矛盾和怨恨来自共同的“分身”，也恰恰是这种共存之中产生的爱与共情，才可能使母女关系走向和解。所谓青春变形，是小美寻找自我，生成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是母亲与女儿和解、与自我和解的转变，也是族群中其他女性在女儿和母亲的角色身份中找回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历程。

　　（作者王垚系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