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玉玊

　　2020年2月，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开奖，韩国电影《寄生虫》共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4项大奖，作为奥斯卡史上第一部非英语最佳影片，《寄生虫》无疑是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电影《寄生虫》海报

　　《寄生虫》的核心主题是极端的贫富差异与阶级差异下被撕裂的社会。作为一部标准的商业情节片，《寄生虫》以质感优异的镜头、极具张力的情节呈现了一场繁华都市中无法被看见的悲剧，一场荒谬而惨烈的生存争夺战。影片以地下—地上对立的视觉结构，对应于穷人—富人对立的叙述结构，这一表意系统贯穿了整部影片。主人公基宇一家生活于地下，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便是他们狭小而陈旧的半地下室空间，接近天花板的玻璃窗恰好与地平线持平，坐在家中的基宇一家就以这样的视角仰视着窗外的街道与行人。但对于身处地表的人们而言，基宇一家是不可见的，那个总是醉酒后在基宇家窗前小便的男人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这个位置是安全的、无人的、绝不会被看到的角落。随着朴社长家地下防空洞的出现，这种地下—地上的二元结构被进一步明确，无论是朴社长一家，还是此后搬来的同样富有而体面的住户，都不知道这个防空洞的存在。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伤人后的金基泽（基宇的父亲）躲入防空洞后，就仿佛凭空消失，街道摄像头拍不到他，警察也找不到他，就连房中住户都感受不到他的存在。那是因为这个幽深而贫瘠的地下世界是不可见的，资本主义的现代都市恰恰是通过话语与图像排除地下世界的存在，来维持富足而体面的表象以及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地上与地下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地上世界的代表是朴社长一家，他们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家庭温馨和谐，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虽然也有各种无伤大雅的小烦恼，但总体而言金钱就像熨斗，熨平了生活的褶皱，他们有余裕活得单纯、礼貌、温和而善良。地下世界的代表是基宇一家，他们蹭楼上的WiFi、蹭朴社长家的房子、伪造身份、陷害、说谎……凡是能够挣钱、能够使一家人继续生存下去的行动都会受到全家人一致的赞扬，他们不是不想活得善良而正直，而是他们没有资格善良，属于他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你死我活的斗争。地上与地下的界限如此之分明坚固，以至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绝无互相流动、互相影响的可能。无论是基宇一家融合集体智慧的诈骗，还是他们与文光夫妇间事关生死的暴力争夺，对于朴社长一家而言，自始至终都无足轻重，任凭悲惨肮脏的战争在地底悄无声息地上演。阳光下的朴社长一家仍旧毫无察觉地享受着野营、聚会，以及佣人们无微不至的服务。基宇一家只能与同属底层的穷人竞争生存的机会，他们不曾想过取代朴社长一家，甚至半是真诚半是自嘲地感谢着朴社长的慷慨与阔绰。

　　那么，究竟是谁造成了基宇一家的赤贫呢？显然不是被骗雇用了基宇一家的朴社长，他出手大方又不苛责，心中的冷漠与蔑视也用礼仪修养掩藏得很好，称得上是厚道仁慈的雇主了。也不该怪基宇一家愚蠢或者懒惰。基宇的英语比许多大学生更好，妹妹基婷也聪明能干，他们上不了大学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穷。基宇的父母也曾开过店、当过司机，尝试过各种依靠劳动挣钱的正当方式，但这些并未使他们摆脱贫困，反而让他们更彻底地沦落底层。基宇一家所面对的，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暴力与剥夺，而是社会的结构性困境。这就意味着，通过个体的努力或者反抗，彻底改善这种贫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改善，必须依托于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化——我们一般称之为革命。

　　但《寄生虫》恰恰就（或许也只能）止步于此，它呈现了富裕阶级与贫困阶级的极端对立，却抽空了造成这种对立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它唤起观众的愤怒，同时也助长无计可施的无力感——无人知晓电影内外的困顿者们究竟该如何反抗、向谁反抗。这种矛盾，既是资本宰制下电影工业的症候，也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症候。它纵容批评但抹杀革命，将苦难装点成待价而沽的精致商品，将愤怒转化为消费和再生产的全新动力，它就是这样，灵活而牢固地维持着自身惰性而伪善的运转。

　　无论是从艺术水准还是现实批判性而言，《寄生虫》都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在欣赏与赞扬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限度，在它拒绝言说、沉默以对、调转摄像头的那些地方，有着作为艺术商品的当代商业电影无法逾越的高墙与哨卡。（王玉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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