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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史书里的文明历史拼图

来源:天津日报2020-02-23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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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春萌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公布了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上周,本版为您解读了其中的三个项目,本周将继续解读另外三个项目,分别为: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西吴壁遗址出土文物

  在我国没有形成现代考古学体系之前,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似乎只限于研究史料和金石学。然而,中华文明历史的众多灿烂之处,却并没有在史书中留下笔墨,一些语焉不详之处,还为人们追溯“我们从哪里来”设置了谜题。而现代考古科学,则找到了那些“缺失的拼图”。为人们逐渐还原出中华文明历史的全貌。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夏商王朝规模化冶铜作坊

  我国夏商时期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放到今天,依然让很多人佩服“老祖宗”的审美水平和制作技艺。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制作这些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何处,却一直是个谜。直到西吴壁遗址的发现,这个谜题被破解了。

泉沟一号墓暗格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中条山从古至今,一直是铜矿产地。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于本世纪初在运城盆地开展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18年3月,在多次勘察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西吴壁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二里头、二里冈时期的冶铜遗存,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期大约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2019年春秋两季,联合考古队继续在西吴壁遗址开展考古勘察与发掘工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介绍:发掘工作除继续清理2018年未完成部分外,又在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新增发掘面积达700余平方米,获得大量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及周、宋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冈期冶铜遗存最为重要。通过踏查、铲刮剖面、钻探等手段,了解到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括偏北的居址、墓葬区,以及中部偏南、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

  二里头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木炭窑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一座房址地面上出土大量铜炼渣、残炉壁等,与冶铜活动存在直接关系。一座大型近椭圆形直壁坑内存在多层自南向北的倾斜堆积,内含数量较多的铜炼渣、残炉壁、铜矿石,以及少量残陶范、残石范、鼓风管、石锤、石砧等冶铸遗物,说明附近曾存在二里头期的冶铜作坊。

  此外,在这个直壁坑旁边发现一组木炭窑,其中部以一座半地穴式房址为操作间,三座木炭窑分居北、西、南部,东部或为出入之通道。

  谈到木炭窑的发现,戴向明还说起了一个“无巧不成书”的故事。

  在发掘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组圆桶形坑洞遗迹,上面有烟筒的痕迹,坑里有黑灰色烧灼痕迹,当时没有确认这是什么。有的队员还猜测这是不是窖。正巧,考古队里的一位工人,以前做过烧炭工,一眼看出,“这个是烧炭的。”光凭嘴说不行,要有证据,考古队决定做一次实验考古。于是在一处环境相似的地方,这位前烧炭工,按传统方式在土层上掏了一个炭窑,投木料、点火、封门,现场烧了一窑炭。48个小时之后,窑门打开取炭,老工人看看炭,很自信地说:这是一等炭。反复烧了三窑炭,最后考古队把这个木炭窑进行解剖,发现和几千年前的遗迹一模一样。由此确认,考古发现的圆桶形坑洞遗迹就是木炭窑。也证明,“老祖宗”的烧炭手艺,一直传承了几千年。

  在二里冈期遗迹中,考古队发现了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冶铜炉残迹等。一座二里冈期半地穴式房址带有多个被灼烧过的壁龛,其中出土铜炼渣等冶铜遗物,与冶铜活动关系密切。灰坑按形制可分为袋形、直壁、锅底及不规则形等,在多数灰坑内都发现了铜炼渣等冶铜遗存。发现两座残存底部的二里冈期冶铜炉,附近均出土大量铜炼渣和少量残炉壁。

  此外,二里头、二里冈期陶器文化面貌分别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或东下冯文化)、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相似。石器多为锤、杵、砧等,大部分可见明显的使用痕迹,其中一些沾染铜锈,多属冶铜工具;在二里头、二里冈期灰坑中还发现了用于铸造小型工具的残陶范、残石范,说明西吴壁遗址除冶铜外,还可铸造一些工具。在二里冈期的灰坑中发现仿铜陶礼器、磨制石磬等级别较高的遗物,指示遗址在二里冈期具有较高的等级。

  戴向明还推测,因为遗址内没有出土制作铜礼器的陶范,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遗址并不冶炼制作礼器,而是冶炼原料,精细的礼器、武器等还是在“国都”控制力较强的地方生产。

  西吴壁遗址一系列考古工作,为人们呈现出夏商时期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生产生活面貌,为深入研究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近6000字铭文都讲了啥

  闻名世界的“曾侯乙编钟”,让人们听到了来自中华民族战国时代的悦耳之音,也让来自几千年前曾国的曾侯乙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随着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不仅曾侯乙出名了,他的祖先也出名了。

枣树林墓地出土铜礼器

  这一家人,似乎都爱好音乐,还特别“啰嗦”。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发现青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暂时未除锈,只是不完全统计),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2496字,单件镈钟铭文达312字,是发现铭文最多的春秋时期单件青铜器。

  枣树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枣树林墓地与近年发掘的文峰塔地均属于义地岗古墓群,后者发现有曾侯選、曾侯丙等曾侯墓葬,是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贵族墓群。墓地5座“甲”字形大型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分别为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级贵族墓和低等级贵族墓。墓葬均为东西向。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每组北部为夫人墓,曾侯墓居中,南部东西两侧分别葬有马坑和车坑,中、小型墓葬分布在大墓外围。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

  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曾国在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存世阶段,从国君到中小贵族的墓葬、中心区域遗存都有揭露,曾国成为商周考古中物质文化面貌揭示最为完整、全面的诸侯国。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郭长江介绍:由于枣树林墓地的考古发掘,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作用和意义。

  那么,从曾侯一大家子留下的近6000字的铭文中,我们具体能够解读出什么呢?

  郭长江介绍:

  1.芈加墓出土的编钟铭文中有“帅禹之堵”“行相曾邦,以長辝夏”的铭文。这是“豳公盨”(有“禹”铭文)、“叔夷镈”(有“禹”“夏”铭文)、“秦公簋”(有“禹”“夏”铭文)之后,又一“禹”“夏”铭文。说明了当时的周人已经比较普遍认同关于夏、大禹的历史,为研究曾国地望、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新材料。

  2.芈加编钟上还有“余文王之孙”等,这是涉及曾国是文王之后的新材料。

  3.大量青铜器铭文多有涉及曾国宗族称谓,如“曾叔”“曾子”“曾孙”“曾叔孙”“曾叔子”等等,为研究春秋时期曾国的世系、宗法制度等提供了新的出土文献资料。

  4.芈加墓出土的铜缶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而“芈加”是曾侯夫人,楚国称曾为“随”。这也说明了曾随一家,基本解决学术界争论不已的“曾随之谜”问题。同时,芈加墓中出土的“加芈行匕”铜匕为曾楚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5.曾夫人渔墓出土青铜鼎铭文“唐侯制随侯行鼎”,为寻找唐国提供了新的线索。

  6.曾公求编钟铭文中出现了“玄镠”“黄镈”“鐈膚”等系列珍贵金属质料的名称,对研究冶金史和质料史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编钟铭文涉及较多音乐内容,相关资料正在整理中。

  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揭示青海丝路文化交流盛况

  丝绸之路考古工作一直是研究中华民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历史的重要内容。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的发现,有三个“首次”:一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吐蕃时期壁画墓。二是墓内彩绘漆棺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三是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暗格内木箱放置的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王室有密切关系。这些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泉沟一号墓出土王冠和金杯

  泉沟墓地位于青海省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泉沟周边的山谷地带,属青海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号墓葬建于一座独立山丘的斜坡之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仝涛介绍,该墓2016年险些被盗,盗墓贼昼伏夜出,已经向下挖掘了5米深的盗洞,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在只差50厘米就到达墓顶的时候,被当地群众发现,于是我们申请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相关部门支持配合下,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发掘。经考古发现,该墓葬在较早时期已经被盗墓,墓内被一定程度破坏,但依然遗留了很多壁画和部分文物。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14测年为公元8世纪。

  泉沟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坑填土中埋葬有一殉葬武士,唐代文献中称之为“共命人”。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为砖室,后室及两侧室为柏木砌成,顶部用柏木封顶,墓顶上堆积大量石块,防盗措施严密。前室和后室均绘壁画,内容有武士牵马迎宾、宴饮舞乐、狩猎放牧、宫室帐居、山水花卉等内容。墓顶绘有各类珍禽异兽、祥龙飞鹤、日月星辰等图像。前后室内中央各立一根八棱彩绘莲花纹立柱。后室内发现大量彩绘漆棺构件,应该为双棺,棺表髹黑漆,再施彩绘,内容有骑马行进人物、兽面、飞鸟、花卉、云团及几何图案等内容。人骨堆积散乱,可见至少两具骨骸,推测应为夫妻合葬墓。随葬品有丝织物残片、金银带饰、铜筷、铜饰件、铁器残块、漆木盘、陶罐残片、玻璃珠、粮食种子和动物骨骼等。

  在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箱内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木箱下铺有粮食种子。鎏金王冠前后各饰一对翼龙,两侧各饰一立凤,后侧护颈饰双狮,周身镶嵌绿松石、蓝宝石、玻璃珠等,冠前檐缀以珍珠冕旒。供奉和珍藏的意味突出,可见是墓主人最为珍视的、兼具神圣性的重要物品。鋬指金杯有四曲杯体和方形圈足,装饰富丽,技艺精湛,融合唐朝、中亚和吐蕃之风于一体,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无出其右者。

  泉沟一号墓在几个方面的“首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该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壁画墓在汉文化区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极为罕见,尤其是吐蕃统治时期,并不流行这类墓葬装饰形式,显示了该墓葬的与众不同之处。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青海地区多见彩绘木棺,而中原内地多见无彩绘的漆棺,彩绘漆棺则显示了两个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

  三、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鎏金王冠的出土,显示墓主人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历代王冠极少出土,且大多被盗扰严重或保存极差难以复原。墓葬内暗格的独特设置保护了该王冠,在考古队打开时,王冠依然保持着被放入时的样子。

西吴壁遗址木炭窑

  据介绍,根据出土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14测年显示公元700年前后。这个时期吐蕃已经占领了青海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与唐朝在临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展开激烈角逐。不同文化的输入,对于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胡春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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