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草原绘画”的价值取向

　　作者：王鹏瑞

　　新世纪以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草原文学”“草原艺术”等概念又相继被提了出来，但究竟什么是“草原文学”，什么是“草原艺术”，却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笔者比较同意“草原文学”和“草原艺术”是在草原文化范畴下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也就是说，“草原文学”和“草原艺术”实际是表现内蒙古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形象化概括。这种概括有利于形成内蒙古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优势和特色，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从而使内蒙古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中独树一帜。

　　廓清了这一点，什么是“草原绘画”就很好理解了。其实，表现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活，可以说是内蒙古艺术家一直以来的不懈追求和创作母题。拿美术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表现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畜牧业生产、民族团结是美术家们的主要工作，其作品大多生活气息浓郁，感情真挚朴实，我们今天来看，依然觉得十分亲切。6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文学艺术创作受到了重创，真正的艺术创作几乎停滞。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逐步繁荣，表现草原生活，又成为内蒙古美术家的执着追求。这期间，产生了大量优秀美术作品。但也无可否认，近些年来，真正深刻表现草原生活的优秀美术作品不是很多，内蒙古多数表现草原生活的作品停留在对草原生活的表面描述上，甚至是对昔日草原风情的表面描述上，作品缺乏真切感受，对草原的现实视而不见，显得空洞、做作，缺少现实基础和感情基色。改变这一状况，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已成为内蒙古美术界有识之士的一种迫切追求和希望。但如何突破，从何下手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笔者认为，表现民族风情要超越民族风情，要挖掘民族风情背后的民族精神；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要有机结合；民族传统与时代要求要有机结合，这些，应该成为内蒙古当代“草原绘画”的价值取向。

　　一、表现风情与超越风情

　　一提到内蒙古的美术创作，人们会自然想到“风情”。多少年来，可以说内蒙古的美术家就是在表现草原风情的过程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美术作品。但时代不同了，对艺术的要求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今天，表现“风情”已不是艺术的目的，表现“风情”要超越“风情”，要体现“风情”以外、“风情”背后的民族精神，这应是艺术家们的一种更高追求。诚然，“风情”是客观存在，但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表层特征，它具有一下子抓住异域他邦人们的好奇心的魅力。“风情”的这种魅力诱使一些画家满足于视觉经验的描述，反映生活停留在新奇的场面和稍加变动的“形式”上。长期以来，在中国画坛有一种“风情”泛滥的局面，使人颇有烦腻之感。拿内蒙古来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洒”，似乎充满诗情画意，加之嘹亮的牧歌和悠扬的马头琴，以及赛马、摔跤、打马鬃、挤牛奶、剪羊毛等独特的生活内容，使之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然而，蒙古民族并不仅仅生活在这些表面的“风情”之中，她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有着深层的和复杂的多方面。只要了解一下蒙古民族那多灾多难，又充满征服与荣耀的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头琴的乐音是那么地如泣如诉，为什么长调的旋律是那么悠扬辽阔、博大深沉。

　　蒙古民族是爱好抒情的民族，但其情不同于文人雅士的吟风赏月和自我宣泄，也不准是“乳香飘”“陪你一起看草原”般的甜腻，而常常是纯朴的史诗，英雄的赞歌，《江格尔》《蒙古秘史》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语言单纯得像处女，内中充满格言、诗句、谚语，在平易中显出力量和雄浑，它像北魏时流传在今日土默特平原的游牧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妇孺皆知的诗歌，而今谁解其中味？到底是悲怆、伤感、自信、漠然，还是孤独？不可知，但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什么诗情画意，内中有着朴素、深沉的自然意识。”

　　蒙古民族是崇尚自然的民族，这从他们的住所——蒙古包的造型以及蒙古族的服装服饰、音乐歌舞、传统节日、民间工艺、民俗用品等有形文物与“无形文物”中均可看出。譬如音乐、舞蹈中众多表现骏马、鸿雁和雄鹰的作品，乐器中的马头琴，刺绣、地毯、皮革工艺中的花草图案、动物纹样等无不充分说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蒙古民族崇尚自然、善待自然、师承自然，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他们敬天地，祭敖包，爱马，爱牛……所以，画马就成为蒙古族画家的永恒题材。在蒙古族牧人的眼里，马不仅仅是一个畜生，他有灵性，有情感，甚至有精神和思想，所以画马也不能徒有其表。但令人遗憾的是，内蒙古“草原绘画”描绘马的作品很多，但真正画出了马的精神性，画出了马与蒙古民族血乳交融的深刻性的作品不多。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妥木斯、周荣生、海日汗等画家。妥木斯的《蒙古女人与马系列》等作品，在看似简单的画面中准确地表现了蒙古民族与马的深切关系。周荣生通过夸张、变形和其他一些艺术手法，使他笔下的蒙古马也超越了动物学意义的马，具有了某些精神属性；而海日汗在他梦境般的画面中，极力去掉马的动物属性，加进自然的灵性；还有中年画家阿斯巴根，青年画家长海、格日勒图所画之马，均可看出不同程度的精神性追求，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斥表现“风情”，而是说，“风情”不是一切。“风情不但涵盖不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更不能揭示其深层文化和心理。浮光掠影的‘采风’，搜奇猎异，会助长部落文明的保守性，其心理是只满足于充当供它民族猎奇的博物馆。”但风情确实对造型艺术有直接的诱惑力，特别是那些对形式偏爱的艺术家，在浓郁的民族风情面前常常会激动不已，这激情会使他们以为风情即是内容，从而标举为该民族该地区的普遍特征。同时，过去某些画家的风情样式的成功也会导致一种普遍风尚，这也是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应是艺术表现的更重要的领域，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显示民族的观念、民族的心理和意识及民族健康向上的力度，应是当下内蒙古“草原绘画”的重要任务。

　　二、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有机结合

　　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常常被人们视为内蒙古独有的“本土文化”。比如辽金时期的番马画，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内蒙特产”，其实它和中原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辽金政权虽与宋交恶深远，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反映在绘画方面，辽金的绘画虽然题材内容具有鲜明的边地游牧特色，但在画风上，则呈现出明显的汉化倾向。如契丹族出身的画家胡瓌，他的人物鞍马画，以其深刻的生活体验和真挚的情感识受，真实地再现了辽代契丹人的游猎生活。但在画法上，明显受五代、宋初时状物精微的画风影响，可谓渊源有自。

　　蒙古族民间图案中被大量使用的龙凤纹、团寿纹图案，皮革工艺中的剪皮艺术，均为受汉文化影响的产物。足见汉文化对草原文化的影响之深。但同时，还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本来属于中原地区的东西，传到内蒙古草原之后，中原地区反而逐步消失了，内蒙古草原地区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以致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是内蒙古地区的“土产”。因此，无论以历史轨迹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只封闭地保持地域文化、保持民族特点，是不能发展和自强的。不能只把自己的文化局限在民俗的层次上，即基层文化的层次上，还应创造具有扩张力和包容性的“上层文化”。在这方面，当代“草原绘画”大有作为。另外，在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各民族共同发展，消除隔阂已是大势所趋。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交流更是各民族共同的愿望与责任。生存、发展等迫在眉睫的全球化问题，不单单是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问题，也是今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所面临的课题。所以，当代内蒙古“草原绘画”要把地域文化、民族精神和主流文化有机结合，积极地融入主流文化语境，参与中心话语的表达，惟其如此，“草原绘画”才能与主流文化共同繁荣和发展。

　　三、民族传统与时代要求有机结合

　　一说到保护民族文化和弘扬民族文化，不少人总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不要有丝毫改变。但仔细想想，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还要不断发展下去，绝不可能定格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上。想叫属于历史范畴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恐怕很难办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可能不注入新鲜的“汁”，也不可能不产生新鲜的“味”。古往今来，一切优良传统总是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许多古建筑，既有前代建筑的基因，又有同时代建筑的特点，并非一成不变、代代雷同。蒙古族的居住场所，过去是毡帐、蒙古包，适合游牧和迁徙，现在是砖瓦房，适合定居。这是一个继承、发展与交融的关系，新旧之间，并不互相排斥。

　　试想，如果民族传统排斥时代要求，蒙古族的文化艺术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辉煌灿烂。拿服装为例，蒙古族服装有几十种上百种不同的款式，那是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不断汲取各种营养创造出来的。许多服装款式是古代传统与现代风格的结合，是蒙古族服装和其他民族服装风格的结合。譬如蒙古族妇女的蒙古袍，与慈禧太后、还珠格格们穿的衣服很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那是古代蒙古族服装与清代满族服装的结合，后来成为蒙古族独有的服装款式了。

　　总之，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有机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挖掘、强化民族文化的固有精髓，同时要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它能与现代诸元文化对话。为什么我们就只能以表面的“风情”取悦于人，而不能也表现我们的抽象思维、生命冲动和对世界的解释呢？多少万年前大家都在群居和打磨石器，而今天任何诱人的文化都是人类智慧者的创造，羞于拿来不如放胆引入并做出更好的来。另一方面，唤醒和强化民族的走向未来的意识和生命力。没有前者，后者无根基；而无后者，前者也会萎靡。二者是互补的。所以我们应创造出深沉的真挚的民族艺术及同步的高层次的当代艺术。而现代民族艺术的根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的寻根，它应是敢于展示自己维护民族与超越民族的内在矛盾的勇气，唯有经过这一胎动，新的“草原绘画”才会降生。（王鹏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