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之有道

　　京城内外的河湖，只要水里有鱼，那水边一定会有垂钓者。北京人中爱好钓鱼的占多大比例，谁也说不清。随便问一个北京人“您知道谁钓鱼么”，他准能扳着手指数出亲友同事熟人中几个爱钓鱼的人来。

　　钓鱼，有人为口腹，有人为过瘾。

　　《寒江独钓图》扇页，（清）胡锡珪绘

　　《岩畔垂纶图》轴，（清）王愫绘

　　古往今来钓鱼台

　　自古便有人钓鱼。最早被记载的垂钓者，要数三千年前的姜太公。他是姜姓部族长，名尚，在神话故事中又被称为姜子牙。公元前二百多年成书的《吕氏春秋》中说：“太公望……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意思是说，姜太公胸怀大志却没人用他，听说周文王不错，就在渭水钓鱼等待时机。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就比较具体了。说他一生穷困，年纪大了以后“以渔钓奸周西伯”——奸，在这里念“干”，意思是借钓鱼之机得以接近周文王。那段故事说，周文王出去打猎之前卜了一卦。卜官说：这次出猎您收获的不是野兽，而是一个人，一个能辅佐您成就大事的人。于是周文王来到渭水之滨，看到了钓鱼的姜尚，大喜道：“我家太公说，将有能人来辅佐我们。这个人就是你吗？”于是称他为“太公望”，尊为师尚父，所以史书上又称他为吕望、太公望。在传说中，姜太公钓鱼不过是装样子，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不过在刘向编纂的《说苑》里，姜太公钓鱼是认真的，说他三天三夜没有鱼上钩，就恼了，衣服也脱了，帽子也扔了。旁边有个农人对他说：“你接着钓嘛！钓鱼线要细，鱼饵要香，下钩要慢，别把鱼吓跑了！”姜太公按农人说的做了，果然：“初下得鲋，次得鲤”。后面的故事就神了：他在鲤鱼肚子里发现有“书”，上写“吕望封于齐”。

　　去掉神秘的光环来推想，贫困中的姜太公，十有八九钓鱼是为了谋生的。

　　战国时庄子也钓鱼。鉴于他当时“贷米度日”，钓鱼是为充口腹。楚王派了两位大夫去濮水边找他，邀他去做官。他持竿不顾，说：“我听说楚国有神龟，死了三千多年了。楚王把它珍藏起来供在庙堂之上。作为这个龟，你们说它是愿意死了被人珍藏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活在泥水之中呢？”两个大夫说：“那当然还是活在泥水之中。”庄子说：“那你们走吧。吾将拖着尾巴活在泥水之中。”

　　因贫困而钓过鱼的古人，还有汉朝的开国大将韩信。据《史记》记载，韩信未发迹时“贫无行”，连当个小官吏的资格都没有，又不会经商做买卖，只能在人家寄食蹭饭吃。人家讨厌他，赶又赶不走，就趁他还没起床就把饭吃了。他没有办法，只好拿根鱼竿到河边去钓鱼。看来他钓鱼的技术不济，经常挨饿。有个常在河边洗衣服的漂母见他可怜，就拿饭给他吃。韩信后来当了大官，送千金给漂母以示报恩。后人在当年韩信钓鱼的地方建了一座“韩侯钓台”，旁边还有一座“漂母祠”。

　　上述三位古人钓鱼的地方现在还能找到。姜太公钓鱼台在陕西省宝鸡县的磻溪，庄周钓鱼台在山东省鄄城县境内，韩信钓鱼台在江苏省淮阴县。此外，还有浙江省桐庐县富春山有严子陵钓鱼处，湖北武昌有孙权钓鱼台……

　　现在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在阜成门外，相传是金朝皇帝春游、钓鱼的地方。《析津志辑佚·古迹》记载：“钓鱼台……金章宗于春月钓鱼之地。今虽废，基址尚存。”

　　钓台之名最早出现在《金史·文艺志》中：“王郁，字飞伯……少居钓台。”元代丁氏官僚在这里筑园，明季大阉、皇戚在这里建别墅。严嵩有诗咏钓鱼台道：“金代遗踪寄草莱，湖边犹识钓鱼台。沙鸥汀鹭寻常在，曾见龙舟凤舸来。”万历年间的进士冯琦《钓鱼台》诗：“翳然林水处，便自远人寰。麦陇凫双没，藤轩蝶四环。……坐忆垂竿叟，高踪未可攀。是处堪垂钓，谁家长闭关？”从这些诗文看，明清之际，这一带是很幽静偏僻的。清乾隆三十八年在这里建行宫，引来香山一带山水，下游设置水闸，疏浚、扩大了水面；次年又修起了钓鱼台台座，台西悬乾隆御笔“钓鱼台”三字匾石，东面匾石刻乾隆御制《钓鱼台》诗。

　　新中国成立之初，钓鱼台行宫已经破败，后经过多次修缮，旧貌一新。

　　诗词赋中的钓鱼人

　　钓鱼入诗。最早涉及钓鱼的诗，恐怕要数《诗经》了。其中有一首《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匊。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这首诗是描摹妻子怀念丈夫心情的。她思念丈夫，什么活儿也干不下去，盼望丈夫赶快回来，帮他带上弓箭，和他一起出去打猎，帮他整理钓绳，和他一起出去钓鱼，钓好多好多的鱼。

　　后来又有文人骚客按这个思路写过钓鱼的诗。有个叫伯常子的古人，为躲避仇人跑到河边去钓鱼。他的妻子去河边找他，做了一首《钓竿》的歌唱给他听，可惜歌词没有传下来（据晋崔豹《古今注·音乐》）。比较典型的如唐代储光羲的诗《钓鱼湾》：“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曹丕写过一首《钓竿行》：“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涯。钓竿何珊珊，鱼尾何蓰蓰。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似跟钓鱼有关，说的却不是钓鱼的事，而是说一个女子拒绝“芳饵”的诱惑——你的鱼竿虽然好看、鱼饵也芳香，但鱼却不上钩！

　　唐代诗人常建的诗《戏题湖上》“湖上老人坐矶头，湖里桃花水却流。竹竿袅袅波无际，不知何者吞吾钩。”唐张祜《京城寓怀》诗：“三十年持一钓竿，偶随书荐到长安。由来不是求名者，唯待春风看牡丹。”两位诗人都是以姜太公自拟，用的是钓鱼遇周文王的典。

　　屈原的学生宋玉作过一篇《钓赋》，改变了钓者的角色——不是臣，而是君：“臣所谓善钓者，……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钓道微矣，非圣人其孰能察之？”

　　真正专心说钓鱼的，当属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还有柳宗元那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俨然一幅山水画图。诗所营造的意境，固然是非常美的。但是想想诗中那位渔翁，是多么孤独、寂寞和寒冷？诗人咏的是渔翁，其实说的是自身：因为不得志于仕途，只好远离尘世，浪迹于江湖山野。

　　高适的《渔父歌》则写的是钓鱼人。他诗中的渔父虽然一动没动、一言未发，却是活脱脱跃然于纸上：“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问他不开口。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料得孤舟无定止，日暮持竿何处归。”跟高适这首诗意境相似的，是胡令能的《小儿垂钓》，所不同者，这个钓鱼的，是个儿童：“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以钓鱼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令人难忘的当属已故笑星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其中有些台词脍炙人口：“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唉！我可赶上这拨儿啦！”

　　老北京的钓鱼地

　　北京爱钓鱼的人多，跟北京过去水域多、可钓鱼处多不无关系。

　　阜成门外的钓鱼台，到清代已经没人在那儿钓鱼了。京西八景中有个“长春垂钓”，说的是京西蓝靛厂有座长春桥，桥下就是小调里唱的那条清水河，说那儿钓鱼的人特别多。

　　为什么都去那钓鱼呢？这里有个传说：早年，有个风水先生来到蓝靛厂大街上的肉铺，掏出五十两银子，要买挂肉的那根杠子，定好初一晚上来取。肉铺掌柜问他要此物何用，他说用来钓鱼。初一晚上风水先生来取肉杠，掌柜的悄悄跟在其后。只见风水先生来到长春桥上，抓住肉杠一头儿，将另一头儿连同挂肉的铁钩放进水里搅动，河水哗哗作响，从上游水下漂起一条金光耀眼的宝船来！风水先生纵身上船，掌柜的拍手叫好。坏了！宝船转瞬沉入水底，风水先生也不见了。这奇事一传开，人们就都跑到这儿来钓鱼了，以致成为京西一景。

　　传说的事，自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那为什么这儿钓鱼的多呢？当然是鱼多。清水河，就是今天的昆玉河，上游就是昆明湖。当年慈禧在颐和园享乐时，在昆明湖里放养了大量的鱼类。下雨一涨水，就有鱼跑进河里。民国年间在报社当编辑的于非闇（1889—1959），写过《都门钓鱼记》在报纸上连载，后来编辑出书，收在《都门四记》中。他在序言中说：“京师泉水，首推玉泉，潴为昆明，涟成玉河，环城而去其支流，则太液诸池蓄焉。鱼类之多，向为太液。昆明（湖）为慈禧后游宴之所，豢鱼介尤繁……其中鱼介一遇淫雨时多溢出。玉河两岸，钓者麇集。”玉河，就是昆玉河，亦即当年的清水河。

　　于非闇的序言中还说到其他一些钓鱼的地方：东郊的菱角坑，南郊的莲花池，北城的什刹海……看来近处已经足够钓的了，因此于非闇没有说及远处。远处的通惠河、永定河、清河、沙河，当年都是盛产鱼鳖虾蟹的地方。巩华古城扶京门外的南沙河北岸，旧有城砖砌就的泊岸，当地人称钓鱼台。河南岸豆各庄，清代有皇家的网户，专为捕捞金翅鲤鱼供皇家享用。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还能看到尺把长的大鱼在水里游弋……（宗春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