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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说如何“本土化”

来源:北京晚报2020-08-01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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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呼延云

  2020年虽然刚刚过半,但原创推理表现强劲,很多新老作家都已经或即将推出新作。其中,呼延云的《扫鼠岭》甫一上市便引发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且浸淫其中多年的创作者,呼延云希望将传统文化的诸元素运用到创作中,使作品呈现出完全有别于他国的风格。特约此文,漫谈如何使推理小说“本土化”。

  从1841年爱伦·坡创作并发表《莫格街凶杀案》迄今,推理小说已经走过了近180年的历史。在这180年的时间里,大师迭出,流派纷呈,其内核已经具备相当的稳定性。例如叙事结构基本上遵循“案发-勘案-破案-说案”的顺序,典型结构必须具备“侦探、罪犯、案件、侦查”的要素,纵使是后来逐渐演化出的社会派和新本格派,也是对背景设定、叙事模式、构成元素的放宽、革新和添加,而对内核的稳定性不但没有损害,反而有所加强,客观上这也说明作为一种类型文学,推理小说已经具备足够的成熟度。

  同时应该注意到,恰恰由于这是一种成熟度极高且在日本、欧美等国发展得空前繁荣的类型文学,所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必然出现所有强势文化被引进后都会出现的情况——引进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对其学习、模仿、借鉴为主要的创作模式。这一模式在引进的早期就像学步车一样,可以迅速帮助引进方摆脱蹒跚状态,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持续时间过长,则容易形成依赖性,从而妨碍该类型文学的本土化进程。

  原创推理从2000年走向复兴以来,短短20年的时间里,在无数推理小说创作者的不懈努力下,逐渐告别模仿,独立行走,尤其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趋势。所有的探索都要经历坎坷、辛酸和失败——从某种意义上,笔者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成为这一进程的亲历者。

  传统文化元素:从装饰到“VR”

  作为一位深受祖国传统文化熏陶,且浸淫其中多年的创作者,我在2009年以《嬗变》出道成为推理小说作家后,便构想过将传统文化的诸元素运用到创作中,使作品呈现出完全有别于他国的风貌,并从第二部《镜殇》开始付诸实践:在《镜殇》里,不仅有大段关于古代铜镜的描述,还通过案件的主要证物,对西汉就高度发达的光学科技和领先世界的铜合金冶炼、铸造和加工技术进行了介绍;第三部《不可能幸存》中既涉及到阴阳五行的知识,也有对中国传统保健医学的反思;第四部《黄帝的咒语》在中医望诊学的基础上别有生发,通过其与现代法医科技的对决,表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与重重矛盾;而第五本《乌盆记》则直接以知名传统京剧剧目为引子,将这一剧目是否具备历史真实性的考据放置文前,从而埋下了后面发生的“当代乌盆记案件”的结构性伏笔。

  上述几本作品的连续推出,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的好评,但我也注意到其中的问题,那就是在这几本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元素在运用上过于工具化,只起到一些装饰作用,好像现在很多新建的“古风建筑”一样,外表看上去虽然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但走进里面完全是西式的装修。但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如果把传统文化作为核心主体——比如纯粹以古代手法、器物或冷僻知识制造的诡计——写入一部以现当代为背景的推理小说,那么结果可能更加令人啼笑皆非,须知那些在蒙昧时代显得吊诡离奇的古老谜面,在现代刑侦科技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阅读古代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有大量短小但鲜活生动的“冷知识”,属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别具生命力。考虑到推理小说的题材倘若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有先声夺人之效,于是我做了工作量惊人的文案准备工作,最终把新的创作题材锁定在古代宅文化上,在《酉阳杂俎》、《宣室志》、《履园丛话》、《坚瓠集》、《洞灵小志》等古代笔记中都有大量的此类记录,这些记录如果单独看只是一些玄怪的故事,但放在一起归纳、比对、总结,就会发现其中有一整套关于驱凶化吉的知识。为了避免再一次将这些元素变成“简装修”,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决定将其打散,变成某种符号或密码,并通过一个比较宏大的构置使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随着对这种符号或密码的追踪,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场”,在这个“场”内充斥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逻辑,从而引发一场以东西方文化冲突为表象的“逻辑战”。正是怀着这样的创作理念,我写出了《真相推理师》系列的第一部。

  换言之,这一次传统文化不再是建筑的表层涂饰,而是把整栋建筑变成了VR(可体验和交互的虚拟现实体验系统)。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独有的、与西方不同的逻辑思辨体系,这种体系虽然不够严谨和周密,但在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反而有更加质朴、简洁、实用、高效的诠释。因此,当现代刑侦科学陷入这样的逻辑场中时,难免会被其独具的强大魅力所吸引、迷惑并深陷其中,最终形成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营造出的惊天诡计。

  《真相推理师》在我所有以传统文化介入现代推理小说的尝试中,是最成功的一次,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和好评,而随着这种探索的不断加深,我愈发意识到,博大精深的祖国传统文化中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沉浸其中、不遗余力地开采,坚持下去一定能有更加喜人的收获。

  直面现实问题:我手写我土

  如果说在原创推理的本土化探索上,对传统文化的援引代表着我“古为今用”的一个方面,那么在推理小说中直面社会,真实地表现那些沉重的现实问题,则是我致力于“我手写我土”的另一个方面。

  日本推理小说大师松本清张曾经说:“新闻记者天生具有成为推理小说作家的潜质。”作为一位曾经有过十多年媒体工作经验的新闻记者,我在创作的最初,就将题材锁定在了那些在采访过程中给我深深触动的事件上:揭示虚假保健品商人诈骗中老年人钱财的无耻行径;对盗取倒卖人体器官的罪行和利益链条予以揭露和批判;反映房地产乱象引发的社会问题;发掘青少年犯罪的深层原因……在创作由这些题材写就的小说时,我充满感情,仿佛那些泪流满面的受害者再一次站在了我的面前,向我倾诉他们的痛苦和悲伤,因而这样的作品也格外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原创推理早期深受日本推理小说(尤其是新本格的影响),一些作品在背景设定上倾向架空,在人物设定上比较动漫化——我也不例外。直到现在回忆起多年前的创作,耳畔依然回响着《名侦探柯南》、《侦探学园Q》和《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等动漫的主题音乐,因为那时真的是一边听着这些歌曲一边构思自己作品的场设和人设,所以我的早期小说往往有一些看上去超现实的设定。客观地说,推理小说尤其是本格推理小说,可以看成是无限挑战脑洞的一种“顶级智力游戏”,在这个游戏内,任何设定只要符合基本的逻辑都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将这些设定写在了高度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中,难免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不恰感。直到2015年,随着对个人创作的反思、对读者批评的接纳,尤其是个人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意识到,过去的一些创作理念需要调整,并据此写出了《真相推理师·复仇》,删除了那些破次元的人物和情节,使小说显得稳健、扎实和接地气,在创作新作《扫鼠岭》时,我更是将近年来对非虚构文学的研读成果融汇到创作中,采用了高度写实主义的手法,从而使文字和作品都呈现出别样的面貌,赢得了更多读者的认可。

  综上所述,我对原创推理本土化的探索,经历了曲折和复杂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无论自己还是其他同仁,离这一探索的完成还距之甚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探索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努力,笔耕不辍,假以时日,能够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只属于中国的推理小说全新模式也未可知,就像著名作家苏叔阳先生预言的那样:“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侦探小说必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让人惊叹,使一向冷落它的论者瞠目结舌,这是灿烂的未来,绝不是空想!”(呼延云)

[ 责编:崔益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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