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颖

　　因疫情而延期上映的《夺冠》终于在九月末重回银幕。这部由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以及女排队员们出演的电影，在开拍消息传出时就被寄予厚望。片中，激励了中国几代人的女排精神会被如何呈现？国产体育类型片能否异军突起，为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以及电影类型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这些都是摆在《夺冠》面前的问题。影片在种种苛刻的审视下，交出了一份比较让人满意的答卷。

　　视听构建：带观众重返女排赛场

　　对体育电影迷而言，《夺冠》大概率不会让人失望，因为片中比赛段落的节奏处理与观众的审美期待几乎精准契合，并在漫长的时空跨越中维系着饱满的情感。对节奏的优秀把控是电影工业精良水准的显现，来源于剧作对情感抑扬的有效安排，也来自于视听上错落有序的剪辑。1980年女排与江苏男排为世界杯预热的对抗赛，可以看作影片对这套法则的“预热”。然后，重点呈现了1981年日本女排世界杯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对决”，复沓的起落对观众的牵引力逐步增大。从处于劣势到艰难逆转取胜，一波三折的赛况鼓动着摄影机的能量与观众积攒的情绪同步共振。而且，在女排队员击球的刹那形成令人屏息的时空迟滞，让观者压抑紧绷的神经随着制胜一球获得全然释放。

　　历史辉煌的瞬间在影像的加持下重新凝练成永恒的感动，这是体育电影的魅力，也是《夺冠》中每一次比赛都让人热血沸腾的奥秘。但结构若只是单纯地重复，观众的观影热情势必会被耗损，因此导演在拍摄手法上对不同赛事做了不同处理。这些处理既贴合当年的赛况，又巧妙融入了特定的时代情绪。例如，在日本女排世界杯一役，赛前由纪录片呈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崭新面貌。这与女排训练的狠劲儿，一同把人带回到那个充满希望和斗志的年代。经历过“十年没球打”的压抑，看到过国家的贫瘠和落后，中国女排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渴求，中国人“让世界看到自己”的盼望，都倾注在日语喧哗的异国赛场上。

　　这场大阪赛事的风格称不上凌厉，镜头的弹性和长度主要渲染磨人的焦灼。场外是对黑白电视机前注视的千万人群的多次特写，场上是宋世雄解说中对日本队是“打不死”的反复强调。完整且多角度地呈现漫长的最后一回合，是为最终的胜利做铺垫。导演竭尽全力调动镜头牵住观众的心，再用临场般的视角还原现场，向银幕内外的观众同时射出了直击心灵的一箭。

　　之后，中巴淘汰赛的对决便与二十多年前的一战风格迥异，情怀似乎不再是重点，也不再背负宏大的国家命题，而更加凸显个体。影片采取了更为细碎的剪辑、更快的速度，以及更强、更密集的力量展现。大数据分析下的科学战略部署大放异彩，比分在银幕两旁实时更新，配合着十几架摄影机模拟全方位的临场拍摄，即使已经看过比赛的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直播般的刺激。由此，导演成功为中国女排量身定做了一套视听语言。

　　主题升华：女排精神的与时俱进

　　皮相的美固然抓人，核心的精神呈现又完成得如何呢？影片并未直接表述女排精神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它所传达的女排精神不是静止的陈规，而是和时代一同经历变迁与革新。导演既希望把握时代潮流下女排代际的更迭和排球理念的转化，也希望留住那份国族情感的传承和坚持，但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与“我”之间参差不齐的接口上。

　　在中国女排出战日本女排世界杯的前半段，爱国主义符号牢牢包裹住视听影像的呈现——高悬在训练场上的国旗，电视中用英语抒发爱国之情的台词，赛场上教练激励斗志的话语，以及女排姑娘得胜归来后，院墙上漆着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标语，都鲜明地显示出本段的主题：为了我们百废待兴的国家，不服输地团结拼搏。在国家迎来大变革大转机的关口，赢得一场国际比赛的重要性，超越了体育赛事单纯的竞技意义。女排全队为集体而战，不需要标注个体姓名也可使人为之振奋，但影片唯独突出了其中一人的名字，而她所要实现的价值重点在“我”（摆脱替补身份上场打比赛，破海曼的摸高记录），而非“我们”。因此，由“无名”队友合力托起的国民精神与渴望被看见的个人胜利追求之间相互消磨，造成无法兼容的主题撕裂。

　　影片后半段，中国女排经历多次失利后，郎平被任命为教练，并对女排训练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此时，女排精神中代表国家的大写的“我们”开始褪去，而代表个体的“我”和无数个小我之间自发融合，继而浮上水面。这一段的主题核心，来自郎平上任后对新一代女排队员的抛问“你们爱排球吗”。过去，为了国家尊严更追求比赛的胜利，因此女排个人的情感往往是隐形的，对排球的热爱问题不作涉及。但正如郎平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只有内心强大了，才不在乎输赢”，如今国家强大了，不再以输赢论英雄，在此境遇下看似失去主语的女排精神需要寻找新的意义。因此，要回归竞技体育的根本，叩问奥林匹克精神的含义，探寻每个个体心中的“为什么”。用观念的改变抓住时代的脉搏，并以此为共同体中的个体发声，教练和运动员是“我”，是“我们”，亦是大写的中国人，这样的设置正是《夺冠》的可贵之处。

　　大数据分析带来了战略战术的升级，却掩盖了女排自身拼搏奋进的努力。非热爱不能坚持的体育竞技，对运动员肉体和意志的消磨似乎连同历史包袱一起，都留给了上一代人。如今，新生代面对的是无法融入群体的挫折和人生理想的缺失，女排成绩的滑落似乎仅仅表现为意志的堕落，而教练运筹帷幄的大将光芒、铿锵有力的金句分享，让观众无法清晰看到队员们的心灵图景。即使在决胜时刻，多次闪回穿插队员的交心谈话，亦不能表现出坚实的“团魂”。新女排队员自身的醒悟，让步于上一辈的回忆和感怀。当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励志口号，影片更进一步的主题升华只能戛然而止。

　　概言之，《夺冠》的优缺点都十分明显。但无论如何，它仍是影院复工至今最值得欣赏的影片之一。某些名字可能会在银幕淡去，数不尽的金句或许听过就忘，但郎平改革的举措会被记住，女排精神的苦与乐会被记住。将宏大命题凝缩至个体挣扎，又不忘折射时代变迁，《夺冠》让人看到了中国体育电影明朗的希望。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