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亚儒

　　青年作家范墩子的新作《虎面》是一部将自身的童年记忆、成长体验与历史文化基因相交融的小说集子。《虎面》为我们呈现了在现代性的裹挟之下，乡村小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个体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求索与突围。小说中的人物，在对人生的追求与对心灵的超越中，以理想主义为感知世界的钥匙，用鲜活的生命体验让民间、历史和个人的多重声音交织，表达了当下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努力认识世界，进而激发自我内生动力的美好愿景。

　　传统之我——魔幻鬼魅光影中的反抗者

　　范墩子是为数不多的借用传统叙事资源来进行文学创作的90后作家，在小说中善用乡村鬼神叙事。他笔下的鬼神，是对现代化发展中乡村遗留的某些文化碎片的重新挖掘。同时，在鬼神的笼罩之下，他在小说中将人对鬼的好奇、恐惧与抗争等进行了细腻剖析，表明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不断激发自我主体性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强大动力。

　　《山鬼》用日记体的形式记叙了祖母去世时，年幼的“我”第一次看到山鬼。在“我”的眼里，山鬼无时无处不在，腰身不断变幻，阴森可怕，朝着人讥讽地笑。祖母走了之后，“我”便从此活在恐惧之中，整日担心山鬼把祖父带走。无名的恐惧与担心，在懵懂少年的心里无限扩大。作者用儿童的视角呈现了小孩子细腻的心理活动，也将传统文化中人类原初的“想象的自我”与鬼魅文化里对死亡的恐惧，透过“山鬼的笑”表达了出来。

　　“山鬼”这一意象的出现，让“我”渐渐由恐惧变为愤怒。“这样的笑声是对生命本身的敌视，他试图用笑声来打破我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想让我臣服于他，他肯定也想抓走祖父。今天我不想坐在树杈上。我有了新的使命：保护祖父。”幼小的“我”与山鬼展开了意念上的决斗，“我”要去保护祖父。詹姆逊曾讲：“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异质与分裂。它的形式超越了传统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本身。”乡村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淡漠，对祖父母的精神依恋与浓浓的爱，在“我”与山鬼的决斗中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一个将来的夜晚》中，作者借用古代笔记小说的形式，写了一个猎人与三个狐狸精的故事。故事的底色是爱情，基调充满玄幻与神秘。猎人作为探索者，偶入狐狸的世界。在狐狸的世界里，猎人与三只痴情的狐狸相爱，但狐狸只能在夜晚才会幻化为人类。于是，猎人在黑夜与白昼之间经历了伦理上的精神抗争，最终以死殉情。小说中，人与狐狸精相爱，恰似人在社会伦理和自我欲望之间的抗争。人狐之恋以肉体毁灭获得精神上的永恒，寓示着原始欲望战胜了社会伦理。

　　现代之我——启蒙与困惑交织下的求索者

　　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曾写道：“宗教指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信仰的意义上鼓舞人们战胜各种艰难的信念。”《啤酒屋里的流浪者》是对二十世纪末这一独特年代带给人们的思想启蒙与启蒙未完成的总结与检讨。作者真实地记录了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历史审视，深度剖析了现代性的发展给青年人带来的启蒙与困惑。

　　在小说的开头，“小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微微昂起脑袋倾听着。这是一日当中最为幸福的时刻。大喇叭里的那个女人，成为所有男人心头上一个遥远的幻影或梦境。”可见，在民间小镇上，人们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与期望。张火箭，就是这样一位骑着摩托、戴着墨镜的青年。他和他的摩托车，是小镇所有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在“我”和阿朵心里，摩托车就是梦想的承载物。直到偶然来到张火箭的“啤酒屋”，才真正意识到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一般人。“他们本该在遥远的城市里，过着天使般的生活。他们也应该载着我们的梦想，冲破这块闭塞萧条之地。”小说中，“我们”是张火箭的一群追随者，“啤酒屋”则是对未来无限期待的理想主义的隐喻。但“我们”的亲眼所见与美好幻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火箭摩托》中，张火箭是个忠于理想的人。命运对他并不公平，但他在经历种种磨砺之后，依旧没有放弃破旧不堪的摩托车。从某种意义上说，摩托车就是他的理想：人在车在。虽然张火箭最终以落寞的失败者告终，但他对理想的坚守、对生命的执着，获得了镇上很多人的认可和尊重。在小说的结尾，“我”看到张火箭消失在远处。女儿问：“火箭叔叔能飞上天吗？”“我”怔了许久后说：“是的，有时候，你火箭叔叔能飞上天。”作者用孩童的视角和回忆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我们”，以及像张火箭一样在启蒙与困惑中不断突围的求索者。

　　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讲：“空冥地猜想是世界的真相，并且世界以这种残缺的形式存在，还维系了它一贯的丰富多彩。”那平淡的场面透出了人生的苍凉：追求的美好只在过程中，实际的结果往往是残缺的。张火箭是受到启蒙的一代，在对理想主义进行重新体验之后，又如昙花一现般落寞，直到那份精神在九十年代失落。这个人物，是作者对一个时代的缅怀与致敬。

　　理想之我——现代性视野里的孤独者

　　《摄影家——致未来的我》讲述了一个长期遭受婚姻不和的绝望的“我”。“我”偶然在戏园子里捡到一台照相机，遂开启了一段奇妙的理想之旅。照相机的出现，让那个在婚姻和生活的深渊里遍体鳞伤的“我”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我”告别小镇和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决定用照相机记录黑暗中释放心灵的秘密。从此，照相机成了拥有巨大能量的神器，“我”也因照相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地位和荣誉。

　　但当“我”再次回到曾经生活的小镇时，却发现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更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许久未见的妻子发狂地扇“我”耳光，将“我”的照相机和作品扔在院子里，用汽油烧了一整夜。照相机作为一个象征，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我”摆脱平庸、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世俗的庸常、人性的恶，让人们对“我”有着难以改观的看法。即便“我”获得了理想中的成功，人们仍无法真正接受固化观念里“我”的价值与成就。

　　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不能调和的悲伤的故事。小说里的“我”是一个内心孤独且不甘于平庸、对世俗有留恋与幻想、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人。但这样的人，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与认可。乌托邦式的出走，让“我”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艰难。

　　在现代化进程中，名利往往被看成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关键。但依然有人坚守心中的理想，淡然对待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成功突围，但他们用理想抵抗着功利主义，在黑暗里秉烛夜行，完成了对理想信仰的使命。小说《虎面》中，对老虎情有独钟的“我”自认为是传说中的猛虎。“为了我的虎梦，我愿意放弃我拥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为了我的虎梦，我愿意忍受世间所有的骂名。”虎梦就是“我”内心深处的理想主义，为此愿意放弃一切。在追求虎梦的幻想里，“我”就是那个踽踽独行的孤独者，也是一位敢于面对困境并突破困境的勇士。

　　作者范墩子是一位有文学情怀的青年作家，在作品中对人性、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度思考和剖析，建构起了属于自己又具有时代人文烙印的文学世界。他用真实的生命体验作为“自我”感知、认知世界的窗口，将童年乡村生活的记忆化为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通过阅读，让人们在现代化快节奏之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断反思自我精神的归宿和命运的突围。

　　（作者系山东体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