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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沧桑六百年

来源:天津日报2020-12-28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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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汪家明

  祝勇这部书稿,是他三十年文学道路的回顾,其实就是创作谈。第一部分《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五十章,七万字,我一口气读完,感觉与《七札》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和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也让我想起《金蔷薇》──只是祝勇谈的是自己,而帕乌斯托夫斯基主要谈别的作家。

  书名很酷:《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开初几章,他谈自己十八岁离开沈阳远行,在北京读书、工作、定居,似乎没有故乡,又感觉自己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己养己的故乡,一个是文化的故乡。这个文化的故乡,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埋藏在他的血脉、基因里。从第六章开始,所讲都是一步步向文化故乡故宫靠拢,似乎冥冥中有机缘。他去南方,入藏地,几经历险,“在大地上爬行摸索”,生命和写作好像随着空间的拓展而延长、变化。他蛰居京郊小镇,埋头写作,还组织了一支作家足球队,但祸不单行,他在比赛中受伤,养伤足足半年。伤好后,他受邀远行美国,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回国后“又读博、写作、拍纪录片。此后的时光,像一只快速转动的陀螺,自己想停都停不下来”。

  当出版了十二卷四五百万字的“祝勇作品系列”之后,他开始怀疑:这样写下去,是否有意义?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会不朽,暂时的荣光不足以成为他付出年华的理由。最终他说服了自己──意义不重要,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没理由的爱,“一种寂寞而又诚实的生活”,像农民种地一样。在这种信念下,他享受写作生活,听着音乐,“仿佛有风,将我的思念吹得很远”,而“书从书柜蔓延到桌上、地上甚至床上”。“我看到那些久已存在的汉字,因我的写作而重新集结,被注入了新的灵魂,我的心底就会焕发出无以形容的快感。甚至敲击键盘的动作本身都像钢琴家的演奏一样,给我带来成就感。屏幕上方的空白档就是我的王国,尽管国土面积小了一点,但依然给我带来统辖者的自由与潇洒”。

  他“固执地相信,所有消失的人和事依旧存在着,只不过变换了存在方式而已”,“我觉得自己距离那些在这里生过、死过、爱过、恨过的人那么的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与心跳”。而历史的线索和注脚千千万万,他贪心,东收西揽,用胶水把它们拼接成尽量完整的既古却新的物件。他就是这样,全凭写作,一步步来到故宫城下。由此观之,无论多少机缘在帮他,他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到故宫的。而故宫正进入新时代──开放、欢乐、平民化、前卫化,需要他这样一个人。

  祝勇终于进“城”了,是紫禁城,成为故宫一员。“进入故宫以后,我和我的写作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只是观察者,我自己就是故宫(的一部分)……有我的故宫和没我的故宫,在我心里,决然是两个故宫”。“在故宫里,表面上看,到处是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世界,实际上,故宫到处是门,向整个世界敞开──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他立了一个宏伟大愿:用文字重筑这座城。短短几年,他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故宫文章。

  六百年故宫的故事

  面对故宫(旧称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故宫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

  在故宫,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故宫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清朝皇帝乾隆,在故宫里一再大兴土木,是故宫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最爱的,还是八平方米的三希堂。

  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在我看来,故宫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时间无声地流过故宫,却在故宫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故宫不是一个固体,永恒不变,而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尽管那变化,可能极为细小,就像一个人的额头生出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故宫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

  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不是已逝时间的总和,历史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逻辑。因此,历史如同建筑,有感性的、具有审美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一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

  我们对故宫的认识,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

  古代中国人先有空间观,后有时间观。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

  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201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所以,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断(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断),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生存与逝去的故宫

  我每次走进故宫的时候都有一种恍惚感,类似于石涛在《秦淮忆旧》册页中表达出的那种既依恋又想摆脱的复杂心理。因为我同时见证了它强韧的生命力和衰朽的荒芜感,尤其在故宫大修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些现场,比如建福宫,看到一些崭新的构件出现在紫禁城斑驳的框架内,更何况这场规模宏大的木质运动中,“木”再度申明了它在古老阴阳五行体系中作为生命力象征的正统地位:“木是东方、春天和生命力的伟大象征。不仅如此,从汉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儒学家和道学家都认为,龙就是木神,代表东方精神,龙来自水,代表木的生命起源,龙口吐出火焰,象征木能生火的物理本性。尽管龙没有建立独立的神学体系,但它的灵魂却以器物方式渗入日常生活,成为木质文明的隐秘核心。在某种意义上,龙与木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述。”

  另一方面,故宫又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废墟,“故宫”的名字,以及它深处的那些残垣断壁、衰草枯杨,都透露出它的废墟性质。春天的时候,慈宁花园遍地的野花已经没膝,在风中像海浪一样摇曳,乌鸦聒噪着,在苍老的梁脊上成群地起落。这样的图景,表明我们都是“后来者”“迟到者”,历史早已在我们到来之前发生,而现在,不再有“历史”,“现在”的时间,与“历史”是脱节的,尽管它们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但它们在时间上是不连贯的。我们身处“现在”,无法目睹“从前”的宫殿,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缺席之后的虚空。废墟的“墟”字中包含着两重含义:它的“土”字旁,表明了废墟的物质属性,而右面的“虚”字,不仅注明了它的发音,更表明了它的精神属性──它是虚空的,是历史在现实的水面上的一个投影,我们可以看见它折射出的光芒,却不能真正把它掌握在手里。

  所以,在我的眼前出现的,至少有两个故宫──生机勃勃的故宫和垂死挣扎的故宫。生与死这两种对立的运动,在宫殿里同时发生,我们甚至可以听见它们较量的声音。这使得对故宫的叙述变得无比艰难──我们很难掌握叙述的时态;叙述的口径也容易变得含混不清。

  紫禁城中你所不知道地方

  所谓“隐秘角落”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皇帝来说,紫禁城不存在隐秘角落,因为这座皇宫,就是因他而存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全天下的主儿,对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权,何况一座宫殿?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犹如“上帝”,对天下万物──当然包括宫廷的每一个细节──拥有“全知视角”。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是“限制性视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假若看到了自己不应该看见的事或者物,必然大祸临头。

  所谓的“隐秘角落”,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自这座宫殿在公元1420年竣工,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对于天下百姓来说,在这五个世纪里,整个紫禁城都是隐秘角落,闲人免进。所以,故宫今天的英文译名,仍然是“the Forbidden City”。

  1924年,逊帝溥仪年满十八周岁。光绪皇帝,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而溥仪却在这个年纪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位皇帝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工作,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意思是“从前的宫殿”,而“博物院”则标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宫殿的主语,从此发生了逆转。

  那时的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仅限于乾清门以北,也就是紫禁城的“后寝”部分,博物院的正门,则是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而乾清门以南,则早在1914年就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是一个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的机构,前面提到的武英殿,也就成了古物陈列所的一部分。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1948年3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故宫博物院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紫禁城。

  但是,几十年中,出于文物保护和办公的需要,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始终没有超过一半。那些“未开放区”,就显得愈发神秘。每次有朋友来故宫,都希望我陪他们到“未开放区”走走,我也萌生了写“未开放区”的念头。然而,“未开放区”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201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90周年的生日,在这一年,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从52%增加到65%,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未开放区”成为开放区。或许有一天,对于这座古老的宫殿,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全知视角”。这使我最终放弃了写“故宫的未开放区”的想法,而把目光投向“故宫的隐秘角落”。

  相比之下,“故宫的隐秘角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为它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只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情感的。它可能在“未开放区”,如慈宁花园、寿安宫,也可能在“开放区”,如昭仁殿,就在乾清宫的东边,中轴线的一侧,虽曾决定帝国的命运,却极少为人关注。

  “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或者说,没有了“隐秘”,就没有真正的故宫。在我心里,故宫就是生长“隐秘”的地方,一个“隐秘”消失了,就会有更多的“隐秘”浮现出来,就像日升月落,草长莺飞,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所以,即使故宫在空间里的“隐秘”消失了,它在时间里的“隐秘”却仍然健在,完好无损。在这座宫殿里,永远会有一些让我们无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损的时间。它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但正是这样的破损,成就了它不可一世的美。

  建筑、文物都可以修复,让它们历尽沧桑之后恢复原初的美,但时间不能。我试图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将宫殿深处的“隐秘”一一破解,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我知道这纯属徒劳,因为真实的“隐秘”是不可解的,就像刚刚说过的,“隐秘”不会因破解而消失,而只能随着“破解”而愈发显现和扩大。历史就像一桩悬案,无论遇上多么高明的侦探,也永远不可能结案。

  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一种神秘力量,此刻,它就储存在故宫的内部,如神龙首尾缥缈,似七巧玲珑不定,却又那么的让我们魂不守舍。(汪家明)

[ 责编:李姝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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