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嘉

　　1988年，刘川鄂和家人在同事家玩，电视里正在放张爱玲的《金锁记》。刘川鄂三岁的女儿头也不抬地说：“张爱玲，我爸爸的朋友。”

　　上世纪90年代那些伏案的长夜，每逢心力交瘁想要放弃的时刻，刘川鄂耳边常常回响起女儿的那句话。到了2020年，当刘川鄂闭门在家完成这部无关课题、无关报奖的《张爱玲传》修订本时，他并不觉得如释重负，只是觉得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所以他在《序言》的结尾写道：“我希望这本书对得起我这么多年对张爱玲的痴迷。”

　　供图/珍妮猫

　　2020年，张爱玲诞辰百年，研究张爱玲40年的刘川鄂在11月推出了他反复修订增删、长达45万字的《张爱玲传》。刘川鄂在书中自言：“我试图写出张爱玲的绚烂，写出她何以是卓尔不群的名作家；也想要写出张爱玲的孤寂，写出她何以是清坚决绝的现代人。”整部《张爱玲传》，就是一部“何以”之书，探讨的是，张爱玲何以是张爱玲。

　　2020年12月26日，刘川鄂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亮相鹅社书店艺术馆，一同谈论“何以是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个有源头意义的作家

　　刘川鄂是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开始研究张爱玲，硕士论文即以张爱玲为题；1993年动笔写张爱玲传记；2000年，写成初稿《张爱玲传》；2008年，增订至30万字的《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020年，吸收最新资料，修订为45万字《张爱玲传》，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川鄂说他读大学时，他们的文学读物是没有张爱玲、徐志摩、沈从文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一种更开阔更多元的文学观念进入大陆学术圈，才有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

　　“80年代中后期，我在湖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一位同学的女朋友在郑州给他寄上海书店影印的图书，我看目录里面有张爱玲，于是我让她帮我寄过来，一看之下，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以张爱玲为研究对象，我大概是中国最早以张爱玲为硕士论文主题的作者，后来开始编张爱玲的散文、写文章讲述张爱玲，再就是为张爱玲写传记了，从一开始13万字的一本薄书到现在的45万字，从最初很难找到资料，到现在，我觉得这本书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全、比较新、比较客观的论著了。”

　　《张爱玲传》自张爱玲的祖父辈写起，对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及去国之后与赖雅的结合，也挖掘史料，力求全面体现。刘川鄂表示，以前所有传记里关于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都语焉不详，但司马新、陈子善、宋以朗、冯睎乾等很多人这些年不断地在发掘新史料。刘川鄂说：“张爱玲去世之前有一个遗嘱，说她所有的作品都给宋淇夫妇处理，宋淇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宋以朗逐渐地抛出一些珍贵的史料。《张爱玲传》刚刚印出来之后，还有一个更丰富的往来书信集的版本，这个有待于我们将来做小小的修订。但是整体来说，关于张爱玲的资料已经抛得差不多了，偶有几个死结的问题也还待进一步发掘，难度也比较大，只能留着，慢慢等待有确凿的史料去丰富去发现。”

　　在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看来，刘老师写《张爱玲传》从最初13万字的中等体量的传记，到今天45万字的全传，“丰富的过程也是对张爱玲这样一个符号的重新发现。与此同时，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个人机遇的丰富和扩大，也时刻在诞生一个个新的张爱玲。”

　　李修文认为，张爱玲在今天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源头性的作家，成了一直活跃在今天的许许多多作家的美学来源和精神来源，“通过一个有源头意义的作家、作品乃至于他的人生道路，我们时时刻刻在重新发现自己。大师容纳得下我们所有的感受，一个大师当然也经得起每一个时代不断的阐释，甚至经得起各种误读。张爱玲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作家，只要我们人生的困境不新鲜，张爱玲提出过的问题、揭示过的处境就不会过时。”

　　张爱玲是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卓尔不群的名作家

　　研究张爱玲40年，刘川鄂以“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卓尔不群的名作家”来形容这位奇女子。

　　刘川鄂认为，理解张爱玲，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理解一个现代社会、一个现代女性，“她给人类、给文明、给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化作出很多贡献。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进步，所以她是一个清坚决绝的现代人，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一个知道自己人生的才华在哪里，一定要把它尽量勇敢地发挥出来的人。作家就是离经叛道的人，作家不是要把自己跟别人混在一起，而是要从人群中分离出来，张爱玲在这一点上是特别鲜明的人。张爱玲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作家，是一个有个性的奇女子。”

　　刘川鄂表示，大家总是对张爱玲抱有同情，觉得她家庭不幸、爱情不幸，“但事实上，她的那种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选择的，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把那些看得那么重。相反，她自己的才华在哪里，怎样展现自己的才华，她是特别在意的。有才华的女性应该珍视自己的人生、珍视自己的才华，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限制在家庭和周边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是有启发意义的。”

　　李修文也表示，其实大家完全不用为张爱玲在美国晚年悲惨的命运而叹惜，“我觉得她死得其所，好多人都没有这种死得其所的幸运。一个创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和自己的命运合而为一，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看起来好像是颠沛流离，何尝又不是一种自我完成？到最后，张爱玲已经是既原谅了这个世界，从而也原谅了她自己。”

　　刘川鄂也说，张爱玲晚年因为过敏，所以总在不停地换住处，貌似深居简出、行为孤僻，但她实际上理人不理人都是有原则的，“她不会把心思花在常态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上，她对这些不感兴趣，她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她死的时候，把所有的证件都放在一个包里面，所以，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大限已到了。在《对照记》里，她写到她家里好多荣耀，最后她说，‘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在她看来，只有她自己离开人世时，才可能给她的家族带来又一次的荣耀、更大的荣耀，她这个话是很俏皮，很有意味的。所以她的人生是她自己选定的，是有别于常有的那种家庭本位的、个人本位的人生价值观，在这一点上她是特别突出特别自觉的。”

　　张爱玲说要尊重女性，“不要让女性浑身都是母亲”

　　刘川鄂认为，传记写作要有冷静客观的立场。“我年轻时喜欢琢磨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这也是我在这本《张爱玲传》里面想极力写出女性之为女性、作家之为作家的原因。我们通常把作家当成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的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作家是一个对人特别关注的人。我把这个世界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的生活，一种是真正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就是现实世界‘不得不如此’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就是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生活，张爱玲是真实生活的审视者，也是真正生活的冲击者、创造者。所以，张爱玲说人生就是一本大书，人性这本大书永远写不完。”

　　张爱玲的个性显然受到了其母亲的影响，刘川鄂讲述说张爱玲有好几篇散文谈母爱、谈女性，“她的母亲老出国，因为她父母关系不好，母亲给张爱玲这种疏离式的教育，虽然也对她有很多帮助，但是她常常也觉得，这个母亲太遥远了，母亲牵她过马路，她都有一种生疏的刺激感。”

　　或许也正因此，张爱玲很早就意识到女性的独立。刘川鄂讲述说张爱玲有一篇散文说到男人和女人的区别，“男人在天空中到处飞，女性是属于大地属于四季——她强调女性代表平衡、代表四季、代表人的基本平衡面。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男人有一个字叫‘混’，女人叫‘熬’。经常说这个人在外面混、这人混得好、混一辈子。而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圈子很小，她们的价值被限定得很死，因此她们常常是‘熬’的状态，这个‘熬’字就是她们的命运、就是她们的艰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熬’就是她们最好的阐释。张爱玲非常警惕这种女性的人生，她说，我们要尊重女性，女性首先是人，其次才可能是女人，再次可能是妻子，再再次可能是母亲，不要把女性的所有美德集中在母爱这一点上，凡是赞美母爱就是要警惕的。不要让女性浑身都是母亲，这是她的原话，一般的作家是不能够达到她这个认知水平的。”

　　李修文也认为张爱玲一直行走在女性尊严、女性解放、女性如何变得更加独立这样一条道路上，认为她是一个先锋：“张爱玲不仅仅是一段流风余韵的代表，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在那个时代的镜像，实际上她是一个真正走在通向现代性道路上的，一个真真切切在处理问题的人，这是我对她的认识。”

　　在新文学没有中心的时候，张爱玲做了一个闪电般漂亮的填空

　　张爱玲为什么在上世纪40年代走红？刘川鄂认为，原因是那个时候文学没有中心，乱世的人没有真正的家。“张爱玲雅俗共赏的写法，写男女情事、战争阴影中的人性，在新文学没有中心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闪电般漂亮的填空。在中国的文学几乎没有中心、几乎处于中空、没有一个特别集中的主题时，张爱玲这些凡俗的人性表达，引起很多人注意，这是她走红的第一个阶段。后来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进行高度评价，这算是她第二个热点。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西方的文学观念、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引入中国，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得到高度评价，这算是第三个热点。”

　　在刘川鄂看来，文学是没有简单的先进落后之分，写法也没有简单的先进落后之分。所以，经典作家的经典就在于他的超越性。“现代中国作家写作的动机太复杂了，有的是为启蒙，像鲁迅；有的是为革命，像丁玲、茅盾；有的是为了给市民找乐子，比如张恨水；有的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比如巴金、曹禺；有的就是为心目中伟大的纯粹的、唯美的文学写作，比如张爱玲。我写过一篇文章，把鲁迅称为中国启蒙文学的旗帜，把张爱玲称之为中国审美文学的标高。一个作家写作的动机不一样，他表达的文本形态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张爱玲被认为是20世纪最值得关注的两个现代作家，正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都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一种最好的状态。”

　　张爱玲写作有个变化过程，刘川鄂评价说她的前期是绚烂，是非常繁密浓重的意象，调动了全部的感情，后期则是平淡而近自然，因为人生的阅历更加丰富，再加上感情受到一些挫折，以及自己也有意识向这种风格变化，“我们讨论张爱玲，首先还是因为她是一个一流的作家；我们喜欢张爱玲，也并非因为她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怪癖’，而是因为那些深刻犀利、悲天悯人地拷问都市男女情爱世界、致力于让人性‘呱呱啼叫起来’的作品。当然，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并非毫无瑕疵，尤其是当我们用‘伟大作家’的尺度来衡量她时。”

　　演张爱玲确实还是有难度

　　刘川鄂认为，张爱玲的价值其实在于她不是简单判断人物的好坏，“张爱玲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看出了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她写了多种男女关系，骗局的、老少配的、金钱婚姻、畸形的父女恋、师生情等等，多种可能性的男女关系都被张爱玲涉及到了。为什么影视工作者对《红玫瑰与白玫瑰》特别感兴趣？就是因为那里面的男性女性太有意思了，有人认为佟振保是现代中国文学中间塑造的最有复杂人性深度的男性形象，张爱玲提出的话题真是超越了她当时的40年代。我们自身是否还是一个胆小如鼠的馋猫？值得自省。 ”

　　张爱玲作品多年来深受影视编剧的喜欢，而说起谁能扮演张爱玲，刘川鄂坦承“演张爱玲确实还是有难度”。

　　在刘川鄂看来，张爱玲的独特个性让人对她过目不忘，“她对人生的理解超越了一般的家长里短、儿女情怀。比如她对衣服的看法，她的奇装异服，很多人穿旗袍以后不自在，她是穿得怡然坦然，她觉得人就是活在自己的服装里面，她就是这种态度。比如她守时，她守时到什么程度？你来早了，她说‘张爱玲小姐不在家’，你来晚了，她说‘张爱玲已经出门了’。”

　　虽然人们常觉得张爱玲感情生活不幸福，但刘川鄂认为张爱玲心目中的爱情是一个理想的、美好的世界，这是她个人人生态度、情感态度的一种体现，值得张迷们反复地回味。“她其实很在意她祖父祖母的那种爱情故事，她反复地渲染，虽然她的作品中写的爱情那么悲伤，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尤其是物质对人的压制、金钱对人的压制。比如说《金琐记》里面金钱对人性的压制，比如说《倾城之恋》里面那种高等调情、洋场爱情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限制，她都写得非常之精妙，《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道德对于人的本能的压制，张爱玲的作品写出男女两性感情看着都很悲凉和悲伤，但是，她的作品中描写的是一个她否定的世界。张爱玲有一句名言，所有张迷都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跟鲁迅写的《伤逝》里面子君说得有点像，‘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非常现代的声音，一百年前中国的女性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干涉，张爱玲说需要激情的爱，不要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深陷物质泥潭的年轻人，对于天天在讲着月薪、身高、车子、房子、位子的年轻人，应该是有启发的。”（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