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禾　刀

　　所有的道德都是有成本的，那些无视成本的道德，往往可疑。《无处安放的同情》通过20余位欧洲哲学家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4个著名思想实验，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直面道德中的利益因子，我们才可能撕掉那些假以道德名义的面具，才可能回到“自然人”的本真位置，才可能在尊重人性基础上，走出一条顺应人性规律的道德之路。

　　我们为何对远处的灾难报以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

　　围绕这一道德哲学论题，德国知名作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汉宁·里德在本书中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杀死一个‘满大人’”“富有人性的欧洲人”“残暴的思考者”“塞住耳朵的哲学家”等4个著名思想实验，巴尔扎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等20余位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相继登场，展开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思想交锋。

　　18世纪，继地理大发现后，在商业力量的助推下，人类社会阔步迈向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行动范围的急剧拓展，原有道德观念分化为两种：一种认为适用于身边的人与事，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道德也会蒸发、变弱。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卢梭、亚当·斯密等人；另一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仁爱道德，经过教育，人的道德羽翼完全可以与遥远的不幸共情。卢梭的“故交”狄德罗、萨德等人是这一论见的忠实拥趸。

　　遥远的“满大人”

　　若单凭使用意念就可杀死一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你是否愿意尝试？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抛出了这一经典的哲学寓言。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哲派并不认为距离会给道德带来多大的障碍，认为只要通过教化，远在欧洲的人们，完全可以与从未谋过面的北京“满大人”产生共情。如果狄德罗的这种普世仁爱道德真的存在，那意味着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取向。当人人有了同样的道德感，战争怎么还会拥有如此肥沃的土壤？

　　狄德罗的观点在西方社会不乏支持者。“西方文明的子民坚持自己具有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的能力”，但现实是残酷的。十九世纪，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曾给北京“满大人”所在的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然而，当英国人发现鸦片居然出现在伦敦东区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立即告诫“中国毒品出现在了英帝国的心脏地区”（《鸦片战争》蓝诗玲著）。

　　亚当·斯密也曾设计了一个相似的寓言：一名与中国毫无贸易往来和利益瓜葛的善良的伦敦人，当他听到这个巨大帝国连同亿万居民被地震吞没时，他首先感到震动，不久后便化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然后一切回归平常。讽刺的是，如果这名伦敦人在睡前得知自己将失去一根小手指，他会彻夜难眠，惶恐不安。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以及身边的一切。如果一个人的同情心无法与援助受害者的具体行为建立联系，所谓的同情心，就仅仅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悲痛”而已。

　　建立联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那些与自己毫无利益关联的受害者。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不幸，人们根本不可能与每个不幸者建立具体的行为联系。斯密将“普世仁爱道德”从高高的圣坛上拉了下来，还原以“自然人”的“自利”本性，继而进一步发现了“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如果没有《道德情操论》，斯密就不可能走出人性贪婪的道德囚笼，更别谈写出为后世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富国论》。

　　就此，里德不忘幽默地说：“现在，利益的普世性使之堂而皇之地宣布，利益主宰着整个世界。”承认利益，就是回到人性本真。试问，有谁还愿意回到过去那个不敢直视利益的时代呢？

　　道德的“子午线”

　　普世仁爱的道德，很容易满足人们的良好想象。不过，在里德看来，这种无视空间距离的同情，刻意淡化了人性本质，所谓的共情，更像是虚伪的道德表演。这也就是说，现实中那些喜欢对远离自己灾难施以同情的人，其之所以对身边不闻不问，权因这样的道德成本最低。

　　人们产生的同情大都来源于个人的设想。设想既因为五官感知，也取决于个人生活阅历深浅，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个人利益的相关性。同样的一个灾难，每个人产生的同情感受不可能千篇一律。里德并不认为欧洲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富同情心，除非这种道德标尺源自欧洲人的量身定制。但靠掌握话语权，就能代表更富有道德感吗？

　　就这一问题，卢梭的比喻既形象又贴切：一个国王不会同情他的臣仆，富人不会关心穷人，贵族不会关心农民。这并不是说前面这些人完全没有道德，只不过他们觉得后面这些人离自己所处的身份地位还很遥远，根本不可能危及自身利益。所谓的设身处地，亦无法跳出各自利益的投影。

　　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在欧洲曾引发同情关注。伏尔泰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担心步里斯本大地震“后尘”。即便是同情，斯密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因为很多商人已经在暗地寻觅其中的商机。众所周知，在里斯本大地震前后，世界其他地方都曾发生过比这次更大、死亡人数更多的地震，但都没有这次大地震给欧洲人造成的影响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距离。

　　道德距离其实不仅表现在地理意义上，还有国别、民族和文化等多种因素。里德相信，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道德观。在这里，里德引用了帕斯卡尔的观点——“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东西都在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纬度高三度就颠倒一切法理，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

　　哲学本身是对常识的积累与提炼，卢梭的比喻与常识为伴，很容易将普世仁爱道德论击得粉碎。卢梭将道德一分为二，认为道德分为情感逻辑和行动逻辑。他还庆幸，“情感逻辑与行动逻辑的不一致，才没有使这个社会变得太过恐怖”。如果情感真的可以杀人，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能够健康地幸存下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要打要杀的，并不是他们真的会这么做，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次情绪的宣泄罢了。

　　还原“自然人”

　　还原“自然人”，就有必要看清哪些属于人性本真，哪些属于被强加的。越是人性的东西，越接近于人类的共同属性。“自然人”的道德是以自身为圆点，距离越远，道德越弱。这种从自身出发的道德，派生出道德的多样性。正是因为这样的多样性，人类才可凝聚更多前进的力量。

　　卢梭指出，“关怀与同情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才容易奏效。”这并非对人性的约束，而是对“自然人”人性的尊重。也“只有懂得如何做一个自然人，才能获得幸福”。

　　相反，那些反复用道德说教的人，往往企图通过道德建立威权，达到令他人臣服的目的。历史上的所谓普世仁爱道德，有多少是帝王将相夹带的私货呢？再者，尊重“自然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当我们走在欧洲大陆的土地上时，不用担心自己不是欧洲人，而被强加所谓的普世仁爱道德。（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