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新平

　　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自诩为万物之灵，却时时受到命运的钳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人常常渴望上天的拯救。有道仁人尚且遭灾罹难，何况身涉乱世的凡夫俗子。无所不能的神灵未免过于虚幻，匡正扶弱的侠客更切近人世。正如明人张潮所言：“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但“拔剑谁无义，挥金却有仁”在小说中却是寻常之事。纸页翻动之际，恍惚之间我们和豪侠或快意恩仇，或浪迹天涯，或笑傲江湖，或仗剑行侠。我想，这或许就是武侠小说风行华语世界，且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吧。

　　“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龚自珍《漫感》），如此文采风流兼武功盖世当是中国古人理想的人生境界。然而，对于文人来说，“萧”易得而“剑”难求，即便学剑与任侠也大都并非真的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侠客，而是借狂放不羁的意气与纵横六合的豪情，洗掉循规蹈矩的书生暮气，激发豪迈跌宕的生命情调。古人李白感叹“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近人张恨水自称“困顿故纸堆中，大感有负先人激昂慷慨之风”，今人邱华栋自述其短篇历史武侠小说集《十侠》，是献给文武双全的恩师黄加震的。

　　依据各篇所涉年代，小说集中篇目的顺序由远到近依次排序。《击衣》写的是春秋晚期刺客豫让击杀赵襄子的故事；《龟息》以秦始皇祈求长生不老的传说为背景，探讨生命的消长盈虚；《易容》则从王莽新朝的覆灭敷衍出来；《刀铭》取材于《后汉书》中关于刺杀大将军梁翼的故事；《琴断》重写了魏晋名士嵇康的故事，千载之下，仍令人感佩；《听功》以唐太宗李世民换立太子事件作为叙述的线索；《画隐》发生在艺术家皇帝宋徽宗时期；《辩道》与忽必烈召开的佛道辩论相关，充满玄幻色彩；《绳技》想象了建文帝败于燕王朱棣的故事；最后一篇《剑笈》的背景则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

　　单篇来看，个性独具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纵览之下，两千余年的侠义精神绵延其中。在这些亦史亦文的小说中，作者将一个个刺客和侠士安放在著名的历史事件中，并使其与实有的历史人物发生联系，与此同时，对具体的历史情景进行重新想象和结构，给符号化的侠客形象赋予了血肉丰满的生活质感。少时学武的邱华栋笔下的打斗场面自是扎实好看，而小说中的世态人情、琴棋书画、民俗礼仪、寺院道观、风光景物又有着浓郁的文化味道。《十侠》中的插图部分出自晚清任熊所绘《剑侠传》，另有洪应明、上官周等人的版画，以及当代画家赵明钧的武侠人物图。这些与内文并非一一对应的插图，一方面使得这本有着旧派武侠小说气韵的书平添几分高古的气息，一方面读者在文字与图画之间不断游移与对话的过程中，可以借此了解中国人关于侠客的想象是如何演化与发展的。

　　大体而言，武侠小说中的行侠主题有“平不平”“立功名”和“报恩仇”三种类型。“侠士替天平不平，其情如山心如铁”自是好事，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难撑起小说的叙事框架，而世间的是非曲直并不总是黑白分明，人性的忠奸善恶也非一目了然，更何况侠客的自以为是与任侠行权为当权者所不容。“报恩仇”的行侠主题同样源远流长，而且给予了小说家更广的想象空间和更大的虚构自由。《十侠》中的仗义行侠基本都属于这个主题。

　　有仇不报或知恩不酬，都有悖于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击衣》中豫让为报智伯瑶的知遇之恩而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千载之下仍传颂不已，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受恩深处报恩时的侠义精神，而刺客与仇家各自表现出的风度更是弥足珍贵的人文品质——一者不在对方如厕时动手，一者感佩对方的忠勇而让其以击衣的方式完成夙愿。这个故事与宋襄公之仁的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公率军与楚国交战，见对方渡河他不动手；对方已过河但还未列阵，他也不动手；直到最后对方准备停当，他才发起冲锋。结果，他败了，而他的仁义也成了后人口中的笑话。

　　其实，在宋襄公和赵襄子的年代里，仁义礼信是被看得很重要的。且不说王公贵族，即便是庶民百姓，也同样的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传说楚国士大夫伍子胥在逃难路上先后得到一个村妇和船夫的相助，但他竟然信不过他们，再三叮嘱他们要保密。对此，村妇和船夫不约而同地以自杀的方式向伍子胥作出了最为彻底的承诺，也是最具尊严的回应。真正的侠客，不仅体现在打斗的本领上，更体现在尊严的有无上。解人之缓急、赴士之厄难的古道热肠已是难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可贵。正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精神气节相推许。这在《琴断》中的嵇康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嵇康以任侠显诸侯，靠的是决绝刚烈的气节而不是好勇斗狠的蛮力；其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浓得化不开的书卷气息，而是因为宁折不弯的骨骼与拒绝流俗的精神。

　　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传统固然重要，游侠精神与江湖世界同样不可忽视。清末以降，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象征的游侠，消失于很多一流文人的视野中，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基于思想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舍弃了对于游侠的追怀与描摹，这对现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来说是难以弥补的损失。而金庸武侠小说的一家独大又使得后来者不敢或不愿擅自闯入这个领域。

　　坐而论侠，固然不能与起而行侠相比，但《十侠》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一种延续，是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一种表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自是值得尊敬仰慕，但超拔庸常、天马行空的人生境界或许更令人心驰神往。明清之际的傅山曾说：“贫道岑寂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游侠精神在现代社会或许已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而《十侠》提醒人们中国古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阳刚与无为而无不为的阴柔。小说集中的那些侠客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可后人将永远铭记他们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形象——“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以及“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率性洒脱。（冯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