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林柯

　　一位“大先生”，领着一群小学生，来到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和这座古老的城市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人物，来一次跨越两千多年的文化穿越，在氤氲着浓厚文化氛围的教育之旅中，进行古与今、人与文、师与生的多重对话。我们常说：行走拓宽视野，读写重建生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真正要付诸行动，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是一本“跨界”读物，说是散文游记吧，又不侧重游历；说是“课堂实录”吧，又不是那么琐碎，和我以往读过的“实录”大不相同，既通俗，又高雅，深具文化品相，很有可读性。

　　说傅国涌是“大先生”，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有几十本热传的历史文化著作。一位大学者能走出书斋，带一帮知识、年龄和他相差很大的孩子去行走世界，去体验，去阅读、去写作……这大抵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一次再发现吧。

　　我想到与教育有关的几个关键词：课程、对话、串联。

　　教师是最大的课程

　　说起“课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各种教材、不同科目的知识内容以及实施过程，教育史上也出现过许多课程理论，诸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论、德国教育学家瓦根舍因的范例方式课程论等，不一而足。从《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中展示的教育过程来看，傅国涌先生的教育教学和杜威的活动课程理论是一致的，重视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进行教育教学，让孩子在旅游、体验、对话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达成教育目的。

　　有人把“课程”分为“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如果“显性课程”是当下学校中的正式课程的话，那么“隐性课程”则是学生在学习环境中自然生成的知识、规范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无疑，傅国涌的课程应该更近于“隐性课程”，它不是为考试或某种功利性的升学准备的，是为成长准备的，是献给生命的礼物，也是对“课程”体系的特别贡献。

　　不管二十年前启动的“新课程”，还是2017年再次启动修改的新高考下的“新课程”，我始终相信一点：教师是最大的课程。

　　因为教材内容、考试范围一旦确定，面对不同的学生，教师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好的教育是好的教师带来的。教材内容再好，功夫差的教师也容易搞砸；就是教材内容不好，真正优秀的教师也可以教出水平。事实上，教材、课程也不过是个筐子，往里面装什么，全在教师；培养人，才是根本。

　　一个教师应该有自己的教育主张。在以母语为中心的人文教育中，傅国涌主张“读出来，背出来，写出来，走出来，演出来。”他的游学也正是他的教育主张的实践。从北京、南京到西安……他自编的游学手册就是孩子们的阅读读本，他们在历史现场背诵古诗文名篇，听傅先生的精彩讲解。在北京游学时，演绎沙叶新的《幸遇先生蔡》，在南京的石头城下、秦淮河畔演绎孔尚任的《桃花扇》，在西安演绎顾毓琇的《荆轲》，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孩子们自演自导，陶醉其中……

　　读傅国涌的书，就好像在听他的课，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游学中，傅先生的教育是潜移默化，步步深入的。在兵马俑参观的时候，看到兵马俑的规模、阵势，他从审美的视角讲了“集体美学”。他说：“这里的‘集体美学’要求什么都统一，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步伐和节奏。在兵马俑这种整齐划一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宏大建构中，我们正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在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之下所造成的一种集体美学。”他同时把泥做的兵马俑和希腊的大理石雕像做比较，让孩子们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时空中思考、穿行。

　　再比如与杜甫和大雁塔对话的时候，讲到杜甫的诗，他说：当时五位诗人的诗，我们现在的人都认为杜甫的诗写得最好，但杜甫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杜甫活得如此坦荡，接着来一句“如果一个人总是活在要成为第一名的心结里边，他一定不会幸福”，这对很多孩子应该有猛击一掌或醍醐灌顶的作用。他对孩子们说，许多皇帝的名字我们都不熟悉，包括始皇帝嬴政，但李白、杜甫我们都知道，所以余光中写李白“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不是随便说说的，再联系梁启超教子不要做官，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为对人类文化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样的讲述对孩子价值观的建构是潜移默化的，让孩子们明白：哪些价值是短暂的，哪些又是长远的？因为文明的基座就是价值观，人的素质也就是价值判断力。

　　教育不能忘记对话

　　游学，表面上像是旅游，实则是一种高品质的对话。

　　《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的所有标题都是关于对话的，和兵马俑、秦始皇，和大唐帝国对话，和李白、杜甫、大雁塔对话，和唐代的长安、今天的西安对话……这种对话是跨越时空的精神穿越，通过各种具体的场景、实物让孩子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事实上，文学作品阅读就是读者和作者的私密对话，但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这种对话却多了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要检查这种私密对话的是非对错、质量好坏，这就是“标准答案”。从实际情况分析，多年的标准化考试毁坏了语文阅读教学，而这几年标准化考试渐渐让位于“主观性阅读题”就是某种“回归”，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个性化的，无法纳入标准化轨道。

　　在傅先生的《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里，只有多元的思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学生在全开放的空间中学习，反应配合很主动。事实上，只有在没有拘束的愉悦气氛中，学习才会真正发生。比如和兵马俑对话的时候，傅先生把讲解兵马俑和阅读汪曾祺写兵马俑的作品结合起来，这种多重对话，不仅让学生感受到兵马俑的个性，也感受到了母语之美。

　　除了瞻仰文明遗迹，与古人、古城对话；阅读与游学主题有关的作品、与作者对话外，游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还包括写作。这种写作也是一种对话，小作者们和城墙、城砖、钟声、雁塔，和李白、杜甫，和李隆基、杨玉环，和唐三彩，和汉砖瓦……当然，写作的实质就是作者与社会、历史、人生、共同体以及与他人、大自然、自我之间的对话，可能小作者限于年龄以及写作时间与环境，基本都是侧重写与外在的对话，在和自我的对话上还有再发挥的空间，因为一切作品本质上都是自我呈现。从教育价值上说，认识自己，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也是走向幸福的重要一课。

　　串联是教师授课的一项重要功夫

　　阅读《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我更为敬佩的是傅先生在游学讲述中对文学作品的“串联”功夫。

　　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认为，课堂的精彩离不开教师的“串联”功夫。在上课中，佐藤学要求教师能够把教材与儿童串联起来，把一个儿童同其他儿童串联起来，把一种知识同别的知识串联起来，把昨天学到的知识同今日学习的知识串联起来，把课堂里学习的知识同社会上的事件串联起来，把儿童的现在同未来串联起来。

　　在和大雁塔对话的时候，他由唐代的书法串联到杜甫、岑参、高适、褚光羲、薛据的五人诗会，展示他们的诗歌，又从唐代走到现代，引出冯至、杨炼、洛夫和于坚等人的诗歌，这样围绕大雁塔展开的类似于“群文阅读”式的串联和历史遗迹现场的讲解结合，串起1000多年的时间线，而围绕的核心是大雁塔。大雁塔就像是一个见证者，一个历史的坐标，让孩子们走入历史时空，寻找自己的位置、中华文明的位置，再回到当下，直面现实，从而受到文化的感染和思想的启迪。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唐长安对话的时候，他串联起李白、白居易、李商隐、韦庄的诗歌，也串起来女作家周素子的《西安见闻畅想》和作家王维洲的《唐都赋》，在讲解中，由诗而文、由文学到历史的讲述，自然勾连，水乳交融。作为著名的历史学者，面对童子，照顾到孩子们的“最近发展区”，对历史知识只是点到为止，更多的是让孩子们体验母语之美。

　　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

　　我想，“串联”作为文科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的一项重要功夫，一定离不开教师平时的积累。讲课时的妙手偶得、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是靠一点聪明技巧就可以奏效的，离不开多年的“化育”之功。陆游讲诗，认为“功夫在诗外”，王向荣讲唱歌，认为“不能仅仅靠嗓子”，优秀的教师上课也是“功夫在课外”“不能仅仅靠技巧”。知识、技巧只是一个方面，价值方向才是最重要的。

　　读《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我还在想，我们每个教师不可能像傅国涌这样渊博丰富，但每个教师努力让自己变得渊博丰富一些，走在通往知识分子的路上，应该是为师生涯的应有之义。不是有了国家颁发的合格文凭就可以上好课，不是分数高就是优秀，不是有了某种荣誉头衔、高级职称头衔就是好教师……好教师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尤其是文科教师，没有广泛的阅读，长期的积累，以及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上课时的“串联”功夫和效果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最后，我还想说，这本书不仅适合中小学生，也适合中小学教师以及孩子父母，既可以当文学书读，也可以当超级课堂实录去研究、学习。（杨林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