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宁

　　内地香港合拍片从21世纪初的尝试开始，历经磨砺、调试，已经从“水土不服”呈现出融合成熟的态势。然而，很多合拍片为了迎合内地口味，大多会减少或者抽去香港的地域空间标签与文化符号，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内地新闻事件为题材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粘合了内地与香港的城市标签的《春娇与志明》（2012）和《一代宗师》（2013）；模糊掉空间标签，抽离故事发生地，建构想象空间的《美人鱼》（2016）《西游降魔篇》（2013）。

　　因疫情影响，2020年上映的内地香港合拍片很有限，仍有以中国女排为原型的《夺冠》以及表现中国海上救援队的《紧急救援》等。正在热映的《拆弹专家2》（2020）延续了2017年《拆弹专家》的故事，并在此基础上，重拾香港电影久违的活力，也让观众看到“港味”美学焕发新的生机。

　　香港警匪片的重新诠释

　　观众可能对导演邱礼涛有些陌生，但这个“非知名”香港导演已经执导了130多部影片。他的电影类型庞杂、题材多样，涵盖了恐怖、喜剧、功夫、警匪、社会、励志等许多类型，水平也良莠不齐。

　　邱礼涛不是典型的警匪片导演，常在典型的类型电影中独辟蹊径，在叙事中加入一条社会良知与剖析人性的路线，在通俗的类型框架下写人写情。在警匪片《黑白道》（2006）中，他对卧底警察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他们结束卧底生活、回归警队之后的内心状态。可以看出，邱礼涛在警匪片的创作中往往融入对个体的体恤与对社会的思考。

　　“你信我，你就是警察，你不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拆弹专家2》中这句台词解构了经典香港警匪片正邪二元对立的格局，比如《英雄本色》（1986）在警匪对立中表现江湖道义与英雄气概，也打破了类似《无间道》中两个深陷“无间地狱”的卧底相互交缠、寻找出路的身份焦虑，在为警察设置多变身份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警匪之间反转与互通的关系，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影片《拆弹专家2》跳出了第一部《拆弹专家》“拆弹——遇难——排难”的简单叙事，注入了明显的自省意识。这样的自省，主要体现在影片中角色身份的反转上。不像《黑白道》《laughing gor 之变节》等影片中，主人公清楚知道自己卧底身份，并为自己特殊的身份纠结痛苦，在《拆弹专家2》中，主人公潘乘风在身份谜题中加入了“失忆”和“植入记忆”的情节，让其在身份翻转的过程多了几重叙事屏障，在黄色滤镜后的真实回忆与绿色滤镜后的建构回忆之间来回跳切。将明确身份这样的情节点复杂化，不仅将观众带入悬念的旋涡中，同时放大了潘乘风作为一个警察的的理性与自省。

　　“表演狂”的进阶与救赎

　　在邱礼涛的电影中，主人公们常常是“表演狂”。他们受环境重压，被命运捉弄，性格出现较大转变，开始愤怒、叛逆呈现癫狂式的表演性状态。比如《人肉叉烧包》《的士判官》《伊波拉病毒》等影片，将社会的残酷本质投射在了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在外界环境的重压下，个体的兽性、魔化被激发出来，用一种近乎“表演狂”的演绎方式，表现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怒。

　　在邱礼涛的创作序列中，“表演狂”常常是一个失败男士，而在《拆弹专家2》中，潘乘风所承担的“表演狂”角色实现了进阶与救赎。他拥有残缺的身体，被建构的记忆，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四个阶段的明显变化：勇敢有爱的拆弹专家、失去左腿放弃工作的落魄警员、因愤怒失去理智的犯罪分子、被植入记忆重新恢复理智后的卧底探员。最终，仍然能够通过舍弃与牺牲实现救赎与自我救赎。

　　失忆的潘乘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接收了记忆的移植与重塑，从生理上来说，他成为一个失去自主的、被建构出来的主体。与此同时，影片还将表演放置于一个奇观展览式的装置中，香港国际机场、地铁，以及影片结尾处青马大桥的炸毁，震撼而炫目。这些刻意扩大了的表演空间，使潘乘风的警察形象多了一分传奇与悲怆。

　　《拆弹专家2》不仅重现了香港电影顽强的生命韧性，更能清楚地看到香港电影涅槃重生般的决心与可能性。这部带有明显时代印痕的香港电影，用势不可挡的气势表现出香港电影可以起死回生的决心、勇气及能力。影片对于香港警匪片的重新诠释，复原了这个城市的殊异性，然而“表演狂”的进阶与救赎所呈现出的个体内省，又使这种殊异性拥有可以被理解、被共情的可能。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