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　山

　　“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曾说过的话，他称吕思勉为“最敬仰的前辈学人之一”。

　　鲜被提及的《吕著中国通史》

　　吕思勉一生著作颇多，其中通史类的就有两种，即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以及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卷于1944年出版）。奇怪的是，作为吕思勉的成名作《白话本国史》影响甚巨；相比之下，这本被顾颉刚先生赞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的《吕著中国通史》，被提及的却很少。

　　原因有三：

　　其一，体例不同造成阅读门槛高低有别：《白话本国史》按时间脉络梳理，与中学历史课本体例近似，比较易读；《中国通史》的上卷则是专题史，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18个角度分别梳理，对于不太了解相关背景、只想读故事的读者，构成一定的阅读障碍。

　　其二，写作诉求不同：《白话本国史》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书籍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随意使用材料，许多史实无关紧要；二是主观想象太多，背离历史事实）而作，有正本清源之效，读者比较容易接受；而《中国通史》则是吕思勉在沦陷区作为“孤岛上的斗士”，为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作，主旨是“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则世易时移，书中所含关切，后来的读者不易体察。

　　其三，理论核心不同：《白话本国史》依照进化论写成，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观念；《中国通史》则更多关注民生，根据“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们的社会改革”的结论，可这些“社会科学的立场”较理论化，且在一些概念的使用上略显随意，有想当然的成分，影响了其说服力。

　　通则难专的困境

　　吕思勉的学术方法基本来自旧学，即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解。吕思勉曾说“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这种贯通性、综合性的认识，与现代史学重视的专题性研究方法迥然不同。

　　传统史学重在“通”，力图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即“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史料太多，难以尽读。

　　以太平天国史为例，跨度仅14年，相关文献却已多达三千万字，几千年中国史的材料更是浩如烟海。在无法尽读的前提下，任何“通”都可能是以偏概全的结果。更麻烦的是，随着考古发展，不断有新史料出现，则今天勉强说“通”的，明天可能就成为“不通”。

　　梁启超曾多次计划写作中国通史，最终却放弃了，他感慨说：“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尚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陈寅恪先生也曾计划写中国通史，最终亦不得不放弃。

　　“通则难专”，这也是吕思勉先生写作《中国通史》时，遭遇的困境。

　　比如写衣食，作者显然不了解现代考古成果，未将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的过程写出来，体现在文本上，似乎各地农耕过程都一样、物产都一样、文化都一样，这就很难深入揭示食物与人的关系，也无法解释农耕社会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再如写货币，作者似乎也不太了解在前市场经济阶段，熟人社会中曾盛行信用经济，从而对早期货币做出了错误的解释。

　　细节考证常令人拍案叫绝

　　当这些“小毛病”不断出现时，会有一些读者对《中国通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了这本书在细节考证上常有令人拍案叫绝的一面。

　　比如在衣食部分，作者根据《仪礼》中“其牲狗”“妇特以豚馈”，提出“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反证“家”字为何从豕。

　　再如在货币部分，作者敏锐地发现，明代黄金与白银价格比为1：5，与汉代完全相同。由此可证，古代文献中黄金记载颇多，而后来却很少，并不是这些黄金失踪了，或被消耗在宗教活动中，而是原本聚于贵族，后来多藏富于民，黄金总量变化不大，只是分配方式改变了，堪称见识非凡。

　　这样精彩之处，在《中国通史》中比比皆是。

　　比如：对比唐代党争与宋代党争的区别，提出“唐世徒为私利，而宋世实有政见之不同”；指出王莽并非篡位，而是变革需要权力资源，上位是历史需要的结果；对比汉唐，提出唐朝实力远不如汉朝，因唐朝制度上存有缺陷；对秦始皇提出全新认识，“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

　　传统学者长于立论，不甚解释，只有了解立论背景者，方知创造性所在，这可称是治通史者的又一“原罪”。吕思勉当然知道相关的肤浅议论，他的立论必有理由，只有结合历史变迁的大脉络，才知他为何这么说。遗憾的是，很多人没看过同样多的背景材料，只从直觉出发，便贸然臧否。

　　不过，老一代学者虽然对文字材料运用得极为精熟，但缺乏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易落入观念的陷阱中。《中国通史》便有过度向“新史学”靠拢的问题。

　　所谓“新史学”，指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应按进化论的方法写中国史，务求从史料中梳理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脉络”来。这就很容易被辉格史观所套牢，把当下的价值视为永恒的价值，从历史中找其根据。

　　在《中国通史》中，对古代“民主”的辩护、对经济的理解，都有辉格史学的痕迹。其结果是，表面看言之凿凿，其实不自觉地为理性的狂妄提供了背书。但平心而论，《中国通史》在细节上其实与进化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毕竟吕思勉的长处是对史料的爬梳。

　　失去了“通”，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

　　由此引人深思：当代学者有更扎实的社会科学功底，为何却很难再写出《中国通史》这样有趣的书？

　　当代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日渐专业化，一个小而深的话题动辄几十万字，很难有人再去做“通”的功夫，而失去了“通”，则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历史研究正沦为专业人员之间“对暗号”，只有准确说出一个词的背景，才算“自己人”。这种历史研究已不再承担鉴往知来的责任，而是走向“为知识而知识”，甚至是“琐碎即知识”。至于《中国通史》这样的著作，在今天反而被视为“文学”。

　　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出于时代责任感去写一部历史书呢？失去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读史的意义何在？如果历史研究的结果是丧失历史视野，是放弃对历史趋势的探索，历史学还会有未来吗？

　　历史写作必须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提升，不论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中有多少槽点，它依然是在民族最黯淡时，一位智者留给后人的不朽篇章，它注定是有力量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读它，如何从中获得营养。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温存与敬意”，也许就是读《中国通史》的最佳角度。（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