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圆首的秘书

　　近日，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的新作《酒精计划》（Druk）获得了不少好评。这部作品在去年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名单，随后又横扫欧洲电影奖，收获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编剧在内的四项大奖，预计将成为2021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热门候选之一。尽管2020年毫无疑问是欧洲电影以至世界电影的“小年”，但这部作品依然有其过人之处，也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温特伯格的创作脉络。

　　创作脉络

　　从其本人的导演经历来说，温特伯格的创作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以其最著名的作品《家宴》（Festen）和《狩猎》（Jagten）为代表，这部分作品主要针对的是人性中邪恶和阴暗的面向，主要探讨伦理问题。在这些作品当中，温特伯格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具有伦理纵深的世界，简而言之，这个世界中的情感关系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理所当然，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儿童一定是善的化身等等。对他来说，最不可能作恶的人，往往能够在既定的伦理规则之下做出最不能让人接受的事情，而我们在心理上对他们恰恰是毫无防备的。当他们冲破伦理限制之后，我们不仅被颠覆三观，随之而来的更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类似的讨论在《家宴》和《狩猎》当中都相当深刻，尤其是在后者中，一个长着天使般面孔的、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一直坚称男主角对其进行性侵，面对这种强大的伦理控诉，麦斯·米克尔森饰演的男主角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最终只能沦为社群的道德猎物，编导也正是借此给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正确”敲响警钟。

　　北欧潮流？

　　温特伯格之所以会有类似讨论，实际上与北欧（尤其是丹麦）固化、保守、不存在探讨空间的路德宗基督教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之下，北欧导演对伦理的探讨是有一个明确脉络的，在丹麦是从卡尔·德莱叶到拉斯·冯·提尔和温特伯格，在瑞典则是从英格玛·伯格曼到鲁本·奥斯特伦德。当然，当今很多北欧导演不甘于单纯的社会批判，而是将问题的探讨向更深层次推进：他们试图在现有的社会文化之内做出某种实验，并让一个特殊的群体与既定的制度框架发生碰撞，产生强烈的戏剧性。这种社会实验是否已经形成一股新的北欧潮流，目前定论为时尚早，不过温特伯格和奥斯特伦德等人的创作路径的确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从发现实在的道德困境到制造可能的道德焦虑，他们对社会都有着极深入的观察和省思。

　　单就温特伯格而言，《公社》（Kollektivet）和《酒精计划》便都是这样的作品。不过，《酒精计划》没有伯格曼式的苦大仇深，倒是以一种轻松谐谑的语调将观众引入，尔后通过对比的方式让意义自己浮出水面：影片甫一开始，一群无忧无虑的年轻人饮酒作乐，甚至把执法人员拷在地铁上，对温特伯格而言，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老师——四个面临中年危机的高中男性教师，为了摆脱消沉的生活状态，也为了回到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开始进行某种“研究”：他们试图在自己身上验证挪威哲学家芬恩·斯卡德鲁德的说法，即人体血液中先天缺少0.05%含量的酒精浓度。随着情节的逐渐展开，四个人的酒精摄入量逐渐增加，事态（不出意料地）逐渐开始失控，酒精带来的愉悦感也逐步褪去，为他们的人生增加了新的重担，带来更多的失意和彷徨。

　　最近几年来，走向国际化的温特伯格佳作阙如，在制作了几部诸如《库尔斯克》（Kursk）、《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等平庸之作后，终于回到自身擅长的题材和领域。《酒精计划》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出挑的情节，而在于导演如何处理人处在醉态时的主观感受。对于这个问题，温特伯格其实用很简单的手法就实现了，他使用手持摄影+特写的方式为画面带来强烈的情绪性，让观众与男主角一道浸入到似真似幻的影像中。

　　压力呈示

　　事实上，这一方式也来自于温特伯格长久以来惯用的手法：早在1995年，他和拉斯·冯·提尔、克里斯汀·莱文等一道发起道格玛95运动（dogma95’），希望在电影摄制中灌输朴素感，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于真实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本身。虽然时过境迁，道格玛95运动的十条戒律（实地拍摄、声画同步、手持摄影、彩色35mm、不接受类型电影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但《酒精计划》中仍然浸透着一种不加矫饰的真诚（哪怕有点粗糙），凡是喝过酒的成年人都很难不被主角们喝酒之后的镜头所感染：周围的世界一下变得透明清澈起来，逆光镜头既足够温暖，又足以让人晕眩。米克尔森的表演也为影片增色不少，透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无助、矛盾、压抑已久的释放……尽管通常面无表情，但这幅面孔之下往往积存着巨大而丰富的情感。

　　《酒精计划》的镜头语言，让这部电影显得真实，也不真实。我们透过镜头看到的往往是醉酒之人对世界不切实际的想象，在这之下，则是一个冰冷的、无法逃避的、充满压力的现实世界。影片微观地呈现了一个生活节制的人是如何滑向生活崩溃的边缘。有趣的是，对温特伯格而言，一个生活节制的人似乎更有可能酗酒，因为他们缺乏释放压力的出口。

　　冰冷的气候，毫无进展的事业，冷淡的家庭情感生活，让人非常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生活状态，以至于当男主角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已经七八年没有和妻子外出游玩了。年轻时的“心气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静态、凝固、近乎永恒的无意义，它缓慢消磨着人的意志，而这种情况似乎又并非个体性的偶然——男主角的妻子就表示，酗酒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整个国家都开始像疯子一样喝酒”。

　　世界问题？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颇为突兀地插入了一连串历史影像，其中包括前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比利时政客米切尔·达尔登等在公开场合的醉酒画面，这使得影片带有了一丝政治讽喻的色彩，也把影片的“钻头”打入到一种文化——北欧和俄罗斯等所有高纬度地区共享的酗酒传统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温特伯格透过四个中年男性发出的这个疑问，既是一个生理问题（如何回到青年？），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摆脱酗酒？），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人怎样逃离他的“生活”，如何摆脱自身的困境，就像贝拉·塔尔的名作《都灵之马》所展示的那样，逃离每天穿衣、拉车、吃土豆的必然循环和宿命？

　　显然，温特伯格和他的编剧不能也不想给出一个解决方案，结尾也是模棱两可的：男主角马丁在一群毕业学生的簇拥下开始饮酒热舞，最后甚至跳入海中。影片定格在跳跃入海的那个瞬间，但矛盾并没有解决，酒精也并不能让一个人真正恢复生存的勇气和力量——它顶多是一张标明使用期限的赎罪券，酒醒之后，赎罪券用完，则会是更大的虚无——恰如温特伯格一直叙说的那样。那么，这就是生活吗？（圆首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