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浪

　　小开本据说是为了“地铁阅读型”的需求

　　友人刚刚寄来印制精美的《老树日历》一册，摩挲之余，想起当年和刘树勇的对话。我说，你在新浪微博上最初的一拨画是出离的愤怒，我还想“老树是谁”？一问，知是树勇。于是有句“都说网上有高人，遇到树勇信始真”。后来突然看到画风转到穿越和出世了。树勇说，都说是“做梦”的时候，我那就是从梦境里来，到梦境里去。

　　闻之大乐。那是2011年的事了，看到树勇天天画，还跑到他学校“做梦”的工作室去看。

　　小开本的“日历”是这几年市场上的热销。自打故宫2010年在1937年《故宫日历》的基础上重开了《故宫日历》的新版以后，一时蹿红。2012年全国出版的日历书只有4种，2013年有11种，2014年有23种，2018年达到200多种。中国地图社这些年也有地图主题的年度日历，今年社长送我读新出的《每日人文地图》，逼得我回头追前几年的。我还有以文字信息组合视觉的《单向街日历》，知道那设计是获得了“红点奖”的。

　　同样文化主题的“年度”手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美术日记》为标志，也热过一阵。1955年的《美术日记》如今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美术成就的图谱。第二年，作协又仿作了《文学日记》，集中外古今之文学大成，品相好的，如今是收藏市场上的罕物。又过了六十多年，《故宫日历》继承雅意，只缩小了开本，为我国出版业开拓了一种独特的形式，成为当下日历类图书的开创者和先导者。

　　累计发行300万册的《故宫日历》带动了小开本的书装市场。据说是为了“地铁阅读型”的需求，这一轮的小开本重点在内涵精致的人文类书籍，比如三联新出的奇书《下里巴虫》，不但小，而且一函两册，图文对照。

　　《下里巴虫》是汪家明领衔的“活字印刷工作室”的新品。汪是《山东画报》的开山和三联书店的继任，所以“活字”的出品不但讲究内涵还在意书装，其中《下里巴虫》是报告文学家卢跃刚关于昆虫的图文并茂的新作。一掌盈握的小书，你只有上手读过，才知道这类开本的韵味。

　　图书装帧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我讲课经常举证南宋版的《文苑菁华》，慨叹中国古代书籍设计的简约精美，其对线、栏框、篆印的使用达到增一分则多、减半分则少的境界。而对印刷字体的讲究则直接造成了“宋体”和“仿宋体”的诞生。

　　小开本前身是可以放进袖子里的“巾箱本”

　　自打唐末雕版印刷技术渐趋成熟以后，宋代印刷的发达中还有一脉是关于开本的。这就是“巾箱本”。巾箱是古代男人专门放置头巾布的小箱子，“巾箱本”以喻其精巧，开本小到可以放进袖子里，所以又称“袖珍本”。

　　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的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北堂书钞》卷一三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尝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卷四十一载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可见无论手写本书，刻印本书，只要开本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都可称为“巾箱本”。

　　进入雕版印刷时代以后，巾箱本仍然因为其便于携带，受到不少图书消费者的青睐。而且，由于开本小，节省了印刷材料，降低了生产成本，书价也就相应便宜了很多。图书出版商可以采取薄利多销的营销方式，更容易占领市场。精明的图书出版者们自然不会忽视这样的商机，历代因此刊刻了不少巾箱本。

　　例如，清代重臣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一书中，卷1著录有宋版巾箱本《东莱家塾读诗记》《五经》等，其中《五经》是“行密字展，朗若列眉”；卷2著录有宋版巾箱本《南华真经》《太学新编排韵字类》等，而其中《南华真经》“版高不及半尺，较之经部中《五经》及《东莱家塾读诗记》，尺寸尤缩，而字画倍加纤朗”；卷3著录有宋版巾箱本《玉台新咏》《圣宋文选》《选青赋笺》等；卷5著录有元版巾箱本《九经》《十七史详节》等；卷6著录元版巾箱本《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东坡集》《类编层澜文选》《新编古赋题》等；卷7著录有明版巾箱本《埤雅》；卷10著录有明版巾箱本《老泉先生文集》《文苑英华纂要》等。

　　清代图书出版者也刊刻了不少巾箱本，例如，王士祯《分甘馀话》卷3提到无锡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经》；叶德辉《书林清话》提到“乾隆十三年姚培谦刻《世说》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长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宽一寸一分”。又乾隆中苏州彭氏刻有《论》《孟》注疏两种，“行字极细密，长止今工部尺二寸，宽一寸七分”。据叶德辉的说法，则清代不少巾箱本的制作在尺寸上比起前代来要更小。

　　“袖珍本”更是主人极为珍视、须臾不可离之物

　　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商更倾向于把以下几类书制作成巾箱本:一是和科举考试有关的图书。前引戴埴话里已经提到，南宋巾箱本之所以盛行，早已不是像萧钧那样是因为好学所致，而是为了便于科举考试时挟带，用来作弊时目标小，不易被察觉。

　　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朝后期还有。道、咸前，大小科场搜检至严，有至解衣脱履者。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

　　这里提到的“石印小本书”就是用当时较新的印刷技术制作的巾箱本。当然，平时随身携带，也便于读书人揣摩举业。因此，科举类图书制作成巾箱本很好销售，例如《天禄琳琅书目》卷6就说《类编层澜文选》“系当时帖括之书，书贾刻以谋利者，故仿宋巾箱本式，取易售耳”。

　　之所以用较小的纸张以及密行小字印小说，不仅是为了携带方便，也是为了降低出版成本，压低书价，以便更多收入较低的市井百姓(相对来说)能够买得起书阅读。哲学、历史、文集类图书的读者主要是士人，而小说类图书的读者除了士人还有大量的市井百姓。

　　“袖珍”二字，本意指的是可藏于怀袖中随身携带，除了物件本身体积小这一特点外，一般还是主人极为珍视、须臾不可离之物。例如，宋代米芾曾得到褚遂良摹的兰亭序帖真迹，割截成“袖珍帖”。米芾此举，自是因为对褚遂良摹写的这件法书珍若尺璧，为了随身携带、随时观摩，于是把整幅大的法书分割、装帧成更小的帖子。而董其昌跋米芾之子米友仁《水墨云山卷》，也提到小米“自称有设色袖珍卷，为生平第一”，这里的“袖珍卷”，侧重强调的应该是画的尺幅很小。可见，至少在宋代，法书帖子以及画卷等也有“袖珍”一说。

　　明代有些书籍，书名上也有“袖珍”二字，例如明代徐用宣撰《袖珍小儿方》10卷、李恒撰《袖珍方》4卷等，只是并不清楚二书是否为巾箱本，或许二书的书名只是取随身珍藏之意。但是从《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序言的提法，我们可以推测，在明代时，人们已经把“巾箱本”和“袖珍本”混着叫了。清代沿袭了这一习惯。例如，《国朝宫史》卷35载：乾隆十一年，皇上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余材，不令遗弃，爰仿古人“巾箱”之式，命刻古香斋袖珍诸书。

　　乾隆皇帝下令把武英殿刻经、史剩下的边角料利用起来，模仿古人巾箱本样式，刻成所谓“古香斋袖珍书”，这些书包括:《古香斋袖珍四书五经》一部、《古香斋袖珍史记》一部、《古香斋袖珍纲目三编》一部、《古香斋袖珍古文渊鉴》一部、《古香斋袖珍朱子全书》一部、《古香斋袖珍渊鉴类函》一部、《古香斋袖珍初学记》一部、《古香斋袖珍施注苏诗》一部、《古香斋袖珍春明梦馀录》一部等。

　　乾隆时人们把“袖珍本”和“巾箱本”混称，还有一例子可以证明。如上所述，《施注苏诗》一书为古香斋袖珍之一种，《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则径称其为“巾箱本”，说“乾隆初，又诏内府刊为巾箱本，取携既便，遂衣被弥宏”。可见，此时人们的心目中，袖珍本就是巾箱本。

　　许多作家都以能在“百花小开本”中占有一席感到骄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文化出版社曾出过一套小开本系列的“五角丛书”，这套150余种图书开本较惯常的32开瘦俏，而且定价确是五毛钱，内容以人文社科新知为主，在那个求知求学成风的年代很是翘销了几年。后来印刷成本上来了，价格上去，“五角”概念不存，遂没。

　　再早的1962-1993年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近百册系列散文，都是690×960的开本。

　　“百花小开本”的诞生，与孙犁先生有关。1962年，孙犁将一部分散文编为《津门小集》，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因为字数太少，很难印成一本书，使编辑犯了难。编辑希望孙犁再写一些，病中的孙犁无力执笔，这一难题只能交给美术编辑陈新来解决。

　　陈新不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书籍装帧设计专家，他先是把32开本横竖各裁掉一部分，然后缩小版心，利用题图和尾花弥补文字的不足，这样，只有28000字的《津门小集》竟印成了一本典雅、漂亮的小书。这本书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既给病中的孙犁带来了喜悦，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津门小集》的成功使得百花文艺出版社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今后出版散文书都采用这一开本。于是，在“文革”前又出版了叶君健的《两京散记》、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碧野的《月亮湖》等十余种。

　　1975年，恢复工作不久的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负责天津人民出版社文艺组工作的林呐，要求责任编辑谢大光依然采取小开本的形式出版散文书。“文革”结束后，百花文艺出版社恢复建制，“百花小开本”的出版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从1979年到1991年，“百花小开本”又出版了八十余种。

　　这些小开本散文书，既包括冰心、叶圣陶、孙犁、罗大冈、冯亦代、冯牧等一批老作家的新品，也包括玛拉沁夫、王蒙、邓友梅、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叶文玲等文坛主力的佳作，还有贾平凹、赵丽宏等文学新秀的处女作，季羡林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也是以这种开本出版的。

　　许多作家都以能在“百花小开本”中占有一席感到骄傲。近百种“百花小开本”，好似百花齐放，散发着诱人的芳香，为各地文艺出版社所钦羡，为全国散文爱好者所钟爱。

　　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百花小开本”。他认为，“百花小开本”虽然已有三十年没出新品，但在今天的出版环境中愈加显示出它们独特的魅力。尽管它们开本不大，但由于版式疏朗，一点儿都不让人觉得小气。最值得称道的，是它们的封面设计，大多出自天津装帧高手、美术名家之手，这些封面或清新淡雅，或质朴厚重，但都可归为一点，那就是“自然和谐”，它们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这一风格也正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出版风格。

　　我相信如今年过半百的老文学青年都读过这些小书，上面说的两套以开本小巧和价格便宜著世的书我都有存，其中碧野的《月亮湖》更是我曾钟爱的作品。

　　除了实用一面小开本还有心理上的效应

　　其实“五角丛书”学的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一角丛书”。此时，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老板伍联德破格任用了刚从学校毕业的赵家璧，做《学生画报》总编辑，同时由其编辑成套的学生读物“一角丛书”。一毛钱一册的统一价大得中学生之喜。估计那批中学生里就有后来天津百花和上海文艺的编辑。

　　十七世纪荷兰有一本畅销的“情场宝典”，作者Johan van Dans在前言里解释为什么该书设计成小十二开本：

　　“这样做不是为了节省印刷经费，而是因为如此制作最适合装进口袋里，你在举办招待会和聚会的时候，去到哪里都可以带在身边……还有，我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小巧的东西，那么万一某个黄昏你刚好埋头此书，而你那渴望你在身边作伴的父母却突然出现，使你大吃一惊，这时你就可以把它藏在你的围裙下面。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孤女，跟你的祖母或姑母住在一起，若她们碰巧看见这本书，就会发现阅读起来太困难了，因为字很小。”

　　这本题为《斯科普斯的讽刺诗或提尔苏斯在爱情上的才智》的书可以视作那时候的“小黄书”，其开本的狡猾是为读它的女孩子设计的。

　　除了实用一面，小开本还有心理上的效应。凡物小则可亲，大则可畏。小书可用于拉近距离，大书可用来制造距离。一本小巧玲珑的书适合用来营造一种私密的气氛，暗示一些微妙的乃至暧昧的情绪，被用来充当少女们的闺中密友自然是不奇怪的。

　　另一方面，一本厚重的大书适合用来增加庄严感、神圣感和历史感，它意味着这本书是悠久传统的承载者，所以在教堂，在博物馆摆放一部桌面般厚重的大书，供人们隆重地披览是再合适不过了。

　　现代出版是与印刷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十五世纪，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中，机械印刷在意大利开始成熟。出版家玛努提斯的一大贡献是于1501年首创了小开本书籍。在此之前，书籍尤其是圣经，开本都非常大，原因是这类书主要放在教堂中，主教没必要将如此沉重的书随身携带，类似的书籍仅为少数人阅读。但文艺复兴推动了市民阶层对图书的需求，人们希望在工作之余可以随身携带。于是玛努提斯将书的尺寸由大开本缩小到可以放在口袋中的小开本，在合乎纸张裁切的情况下，书的尺寸一般为7.7cm x15.4cm，玛努提斯还为小开本书设计了浪漫的斜体字，目的在于突出内容的抒情性，这种排列方式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书籍装帧的历史往往是这样：那些厚重端庄的大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本正经”。而那些小开本的书，往往是情趣盎然、饶有兴味、可以博人会心的文字。（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