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蒙在岁月表面的尘埃

　　拂去蒙在岁月表面的尘埃

　　——评人物纪录片《铁血传奇》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李建强

　　日前在央视播出的人物纪录片《铁血传奇》由《陈赓》《袁殊》和《钱壮飞》组成，表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群特殊身份的中共党员潜伏敌营、与狼共舞的传奇故事，被誉为真实版的“潜伏”和“伪装者”。

　　片中讲述了三位主人公的历经艰险：陈赓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在旧军队原本可以官运亨通、享尽荣华富贵，却选择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钱壮飞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书法、绘画、文学无不精通，早年以拍摄并主演电影闻名，却义无反顾、弃艺从戎，潜伏在中统高层；尤其是袁殊，风流倜傥、游走江湖，留学回国后本可前程似锦，但却忍辱负重，成为“五重”间谍，最后竟深陷牢狱之灾。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虽九死其犹未悔”呢？透过影像生动细致诠释，观众终至明了，是坚定的精神信仰和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片中人物经受住严峻考验的精神支柱。

　　以往有关党史人物纪录片多表现叱咤风云、气壮山河的英雄豪杰，对鲜为人知、寂寂无闻的暗底俊杰则关注很少。然而，从无名的角色进入，常常能够由微知著、由表及里，发掘出历史更为深沉本质的东西。正如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言，“正如恶劣的品质可以在幸运中暴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是在厄运中被显现出来的。”困顿难解、亦人亦鬼的极端情境常常更能考验人的本真光泽，衬托人的心理底色，呈现人的精神高度。这些优秀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言行告诉人们，忠诚、高尚、尊严、坚贞不渝的理想和矢志不移的信仰，是阶级先锋队个体生命的主旋律，也是历史进步和民族振兴的必然归宿。拂去蒙在岁月表面的尘埃，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辉煌不正是由无数党员，用鲜血和生命锻造、用忠诚和信仰铸就的。编导执着于挖掘人生强度和内在动力，这在市场声浪铺天盖地、一些人生活状态日趋内卷化的当下，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从精神格局看，《铁血传奇》的三位主角如出一辙；从个性和命运看，三者却迥然有异。其实人物的差异性，正是人物的准确性，需要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细节给予加持和佐证。正如导演韩晶所说：“历史的魅力，在于细节，而非结论。因为在大历史面前，我们都是全知的，唯有面对细节，我们才无知或一知半解。因此，历史本无悬念，唯有细节充满玄机。”也就是说，宏观的精神叙事得有生活细节的支撑，微观的场景叙事要体现大历史的眼光。因此在编导的视域里，宏观与微观相互联系，精神和物质互相激荡，构成独特的人文场域世界和丰腴的历史影像色调。是以，《陈赓》里有了传主一连写给王根英的三封求爱信；《袁殊》中有了潘汉年与传主的促膝谈心和深长叹息；《钱壮飞》内有了传主收到六封加急电报时的彷徨犹豫、踌躇不定……这些闲笔和细节还原了主人公的生活场域，使观众结识他们，认知他们，相信他们，直至走进他们的心里。片中的这些人物，首先是真实生动的人，然后才有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由此，党性和人性、历史的宏大意蕴和个体生命的鲜活得到了和谐统一。

　　如今，纪录片的拍摄手段、方式日新月异。恰如李安导演曾说，电影最终实现表达，“必须要和技术产生一个很熟悉的依存关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如何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制作更具影像美感、现代工业属性、新鲜的视听体验，既有可看性和耐看性，还具有社会内涵的纪录影像，是中国纪录电影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一次挑战，也是中国纪录电影后来居上，自立于世界民族电影之林的一次机遇。

　　在《铁血传奇》里，不仅有时空交错、历史画面和情景再现、蒙太奇和长镜头交叉等技术的运用，还添增了“手绘画”“蜡像冻结”等新元素。尤其是“蜡像冻结”这种独创的“把时间放慢”的影像手法，将流动的线性时间变成凝固态的空间，让历史人物与历史场景犹如“蜡像”般冻结和发酵。由此，让观众“看到被无限拉长的时空序列帧，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和细致的视觉信息。”例如，在《钱壮飞》一集里，主人公破译六封绝密电报的场景，刻不容缓，步步紧逼，如果线性式的排列，亦顺理成章，但难免单调乏味。编导将人物焦灼的心理冲突与手头的紧张动作用“蜡像”展示，或凝固或展开，时冻结时苏醒，辅以手绘画，得以多模态地生发与互补，动静相宜，张弛有序，让观众在瞬息之间，接收到现场之外更多的视觉预演与意义建构，大大丰富了纪录影像的生命张力。

　　当然，人物纪录片的探求不可能有止境。比如，作为人物纪录片，历史叙事和交代是必不可少的，但怎样防止铺陈过多，以致产生被历史事件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再如，画外音的穿插渗入如何成为影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被动加持？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成千上万，在结集表现他们的事迹时，怎样更合理更近逻辑？诸如此类问题，都还需要在日后的创作中找到更好的答案。（李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