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榴

　　一首俄罗斯民歌曾唱道：“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在群山里埋藏着黄金/流浪汉背着粮袋慢慢走/他诅咒那命运的不幸……他独自在忧愁地歌唱/歌唱着祖国的苦难……苦命人已不痛苦，人世间他无依无靠。”

　　天才的白俄罗斯画家夏加尔一生都在流浪。1887年他生于维切布斯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然而在夏加尔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里，他生活在故乡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1年。有61年，他住在法国，其中22年在巴黎。他还曾定居美国，旅行柏林、波兰、以色列、希腊、威尼斯等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欧洲的政治形势迫使他一次次地迁徙家园。画家的怀乡情结在异国一次次地沉淀下来，转化为画之不绝的素材——以维切布斯克为核心的所谓“夏加尔领地”。40年来，他重复同一个母题，只不过他更多地去掉了俄罗斯民族惯有的感伤意绪，赋予其作品浓烈而温暖的色调。

　　夏加尔的作品从风格而言，体现出与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相近的旨趣，却又个性鲜明。1910年他刚到巴黎之初，便参与了法国一场特殊的艺术革命。他钦佩莫奈，理解了野兽派，还参加了立体派的画展。但他又说：“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我置之不理；我的思想回到了我的祖国，那里才是我生命的源泉。”夏加尔不承认他的画是想象，他曾拒绝加入超现实主义集团。他强调，依据现实作画，不过是他的内部的现实。在常人看来，那些倒立的小人、漂浮的公鸡、山羊、诡秘的双面人不合现实世界的排列，多为夏加尔想象之物。而画家心目中自有他的一个心像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是他的故乡，它不仅是四维、五维的，而且存在着只有夏加尔本人才能看见的秩序，别人只是看不见罢了。此外夏加尔是一个虔诚的宗教画家，忠实于他所属民族的风俗。他画中线条的非现实性也是和犹太教取消圣像的传统相一致的，细碎的线条与若隐若现的色彩交织出颤动的节奏，并且他是如此善于将这种节奏浸透了宗教和诗意的内涵。

　　夏加尔为什么要远离家乡？1914年，他曾回过一趟国，但8年后他去了柏林就再也没想要回去。小时候一上图画课，夏加尔就成为全班的中心，同学问他：“你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这句话激起他强烈的绘画欲望。在彼得堡接受学院式教育时，他不合常规的画法受到了冷遇，1910年他办的一次画展门庭冷落，并引起某些人的愤慨。而当夏加尔来到艺术中心巴黎时，不出几个月，巴黎便接纳了他。1914年他在柏林的画展也很成功。他在这一年回国是为了与未婚妻贝拉相会，欧洲战争却把他留在祖国。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被委任为维切布斯克当地艺术委员会委员，并成立了一所艺术学校，然而上峰越来越强的控制使他不得不辞去维切布斯克画院的职务。他转向舞台美术，想进行独立创作。当年柏林画展的成功鼓舞了夏加尔，可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的经济萧条却无法让他久居。1923年夏加尔携家眷到巴黎，法国简直就是一个和平的港湾。近20年里，他结交法兰西的作家、诗人，艺术经历了重大的转折，为书籍作插图也拓广了他展示天才的领域。30年代夏加尔已蜚声国际。1941年，法国公布了新的反犹太教规，平静的生活被破坏，加之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盛情邀请，夏加尔只好定居美国。他为俄国同胞普希金、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搞舞台设计，同样引起美国公众的热烈反响，尤其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一剧，展现了画家的独创性与舞美设计客观要求的完美融合。地中海纯净光线的诱惑使他于1946年再度返回巴黎。夏加尔在地中海蔚蓝色的海滨游历，最后找到了新的故乡。他躲藏在圣保罗村山上的一幢农舍里，接受各地源源不断的约稿，从事水彩、版画、油画、织锦画、镶嵌画等各种类型的创作。在那里，他的灵感一直如涌泉，直至去世。

　　就像流浪汉要找到黄金，不得不登上远航的船只，一个秉有绘画天资的犹太青年，为了实现个人的艺术抱负，背井离乡，获得了成功。而他笔下那些挥之不去的俄罗斯的驴子、乞丐、情人、小提琴手、犹太教教士……却是他最热衷和擅长的题材，这真是一个矛盾。也许最根本的就在于，夏加尔一贯忠于自己的艺术，独立于各种艺术派别、政见甚至宗教纷争之外。1911年，夏加尔初次离乡别国后所画的《我和我的村庄》已经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画中隐喻——“我”要回到“我的村庄”……这种回家的心愿虽未能达成，画家却远比民歌中那位无依无靠的苦命流浪汉要幸运得多。物理距离的阻隔制造了乡愁的绵延，在98岁的生命长河里，夏加尔不仅享受着爱情的滋润及女人带来的灵感，而且用画笔构筑出一座馥郁的俄罗斯村庄，那里终年色彩缤纷，花树灿烂，四处飘荡着欢悦的小提琴曲声。

　　不久前，155件夏加尔作品空降华北平原上那朵“流动的云”之下，这既是马克·夏加尔在中国的首展，也开启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廊坊分馆。在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座宏大的艺术殿堂里，触手可及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和蚀刻版画带你大步走向只属于夏加尔的梦幻家园。在那里，你甚至能嗅到俄罗斯泥土的芬芳，看到一位艺术家无惧艰险守护着人类的爱与希望。（颜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