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道德与人伦：台湾电影对宗教元素的解读

　　作者：郭时杰

　　近日新上映的台湾影片《缉魂》在故事架构、叙事形式和核心逻辑等部分与近年的台湾影片《血观音》、《大佛普拉斯》不谋而合。除此，佛教理念的彰显也是这三部作品最大的共性。尽管佛教理念渗透的程度和内容不同，但旨均在于推动情节发展，深化影片内涵。

　　纵观台湾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为台湾民众多元宗教生根发芽提供了社会土壤。而这其中，据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台湾有多达80%的人口信奉某种形式、掺杂有佛教信仰因素的传统台湾民间信仰或台湾宗教。基于此，《缉魂》、《血观音》及《大佛普拉斯》等台湾电影背后的深刻佛理逻辑才有迹可循、有据可依。

　　故事架构：从作为现实反面的奇幻到作为现实内在的奇幻

　　从《血观音》《大佛普拉斯》到《缉魂》，几部作品故事架构里的佛教理念，都体现了台湾现实主义电影转变的某条宗教线索——从作为现实反面的奇幻到作为现实内在的奇幻。

　　所谓现实反面的奇幻是指电影人通过“服化道”等元素，创造一片现实中没有的奇幻场景，诸如天堂、地狱、超人等，借此演绎故事本身，讲述价值理念；而现实内在的奇幻，是指在不创造超越现实的场景、不直言神鬼的故事叙述下，通过日常的行为发现难以言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感知体验。

　　《大佛普拉斯》中，雕塑厂老板黄启文留学归来，创立了葛洛博，制作文艺品，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主要为官方制作一尊大佛。黄老板因与政界关系融洽，生意顺风顺水。在一个夜晚，黄老板与情妇叶女士来到尚未完工的大佛工厂，叶女士以政商勾结的把柄为由威胁黄老板娶她。黄老板恼羞成怒之下杀死了叶女士，并将尸体装在正在制作的大佛肚内。在电影的最后，万人肃穆的佛礼会场内，大佛内部传来异响，葛洛博也被拆毁。

　　《血观音》中，棠夫人作为棠府掌柜，利用秀山改造土地的传闻，将参选议员、农户主席、越南杀手、警察、记者统统拉下马，并成功扶持情人当上了主席。在卓绝的手腕下，她利用自己的女儿、外孙女，拉拢杀手、杀死对手、威胁警察、提拔记者，并因害怕女儿暴露自己的阴谋而杀死了她。女儿死后，她跪坐在观音像前，说，“恶业已尽，无挂碍红尘”；在电影的最后，棠夫人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外孙女棠真要求医生吊着她的命，让她求死不能。

　　《缉魂》中，本是同性恋的王世聪在社会压力之下迎娶了唐素贞，但结婚生子后再也不与老婆同住。唐素贞发现丈夫居然与同事万宇凡出轨，崩溃之下通过古老的“诅咒”，从豪宅阳台一跃而尽。王世聪随后病倒，通过RNA技术，将自己的记忆、感知复制到了“李燕”身上，并亲手杀死了“老思聪”。检察官梁启文身患绝症，刑警妻子阿爆在调查王世聪死亡一案时以隐藏关键录音线索为由，威胁“李燕”利用RNA技术延续丈夫梁启文的生命。在电影的最后，万宇凡良心发现，与梁启文一起做局杀死了“王世聪”，自己也在床上服药自尽。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凶杀都是“我”杀“自己”。“新世聪”杀“老世聪”，是为了金钱；梁启文杀死自己，是在正义的旗帜下掩盖妻子的错误；万宇凡杀死自己，是在良心的旗帜下赎罪。唯有可怜的李燕，人格被覆盖湮灭在无人得知的幽闭之地。

　　三部电影都在未明言怪力乱神的前提下，向观众暗示了“因果轮回，善恶有报”。

　　叙事形式：“框中框”的内在契合

　　佛教观念认为，诸天及地狱中有照摄众生善恶业的镜子，世人善恶难逃佛祖慧眼。电影与“业镜”间的这种契合，倒也有趣。更为有趣的是，三部电影都通过某种形式的画面来记录善恶——即框中框。

　　《大佛普拉斯》中，导演让肚财与菜埔在幽暗的夜里偷看黄启文的行车记录仪，电影画面出现了“框中框”、“话外话”，画面详细记录了黄启文奢靡的生活、杀人的手法、埋尸的手段。《血观音》的开头，说书人惊堂木一敲，电影画面便转向了电视台监控屏幕，让观众有一种“人外人”的奇幻体验，仿佛一切故事都发生在说书人的阐述里。在《缉魂》中是王宅内记录李燕行为举止的摄像头、是唐素贞跳楼时的记者镜头、是漫天撒落的王世聪和万宇凡的床照。

　　“框中框”象征“镜子”的同时，在表达效果上也与其所对应的佛道观点不谋而合。

　　核心逻辑：爱与偏执，人世常态。

　　从某种程度上，电影文本中人物塑造的偏执与佛教观念是相似的，体现了人对金钱、权利的偏执。《血观音》中，棠夫人为了权力与利益，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亲生女儿，一手策划权钱交易，一手覆灭、谋杀参与人，这是对欲望的偏执；《缉魂》中，王世聪“移魂”过后对权利的偏执让他杀死了自己；在《大佛普拉斯》中，小人物如菜埔浑噩一生，有贼心没贼胆，上层社会沉醉于权色游戏，造佛也只是为了金钱的偏执。

　　与此同时，还有人物对爱与情的偏执。《血观音》中，女儿棠宁一心认为母亲还爱自己，在她残忍的背后还有一丝亲情，偏执于“情”；小女儿棠真跟随暗恋对象逃亡，却在火车上被强奸，是她幻象的破灭，更是“偏执”的开始。《缉魂》中刑警阿爆在调查过程中隐瞒部分真相以求爱人得以延续生命，是对“爱”的偏执，梁启文为了爱“献身”同样也是一种偏执。

　　近些年来，台湾电影围绕“青春的百味、同性的暧昧、代际的亲疏、政争的荒诞、帮派的热血”等主题，讲述了很多令人难以释怀的故事。而无论是警匪片、推理片或情节性的电影，宗教的融入不仅巧妙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引人深思，展现了一种除法律之外的绝对力量：人生在世，可以审判你的不仅是法律，还有你自己的内心。（郭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