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华

　　1856年4月29日，法国古城鲁昂，34岁的福楼拜写完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一年后，小说出版，轰动文坛，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电影《包法利夫人》

　　银幕上的《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最有名的作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包法利夫人》被多次改编成电影，1991年克劳德·夏布洛尔执导的法国版和2014年苏菲·巴瑟斯执导的美国版是中国影迷较为熟悉的两个版本。

　　1991年的法国版，导演是被誉为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的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主演是法国电影巨星伊莎贝尔·于贝尔。克劳德·夏布洛尔在对小说进行改编时，对作者精雕细刻无懈可击的语言艺术大为感叹：“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无法直接改编成影视作品，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然而福楼拜的作品从来没有这个问题：连一个人物从窗边走到门口走了几步，走了多久，其间还发生了什么都能重视的不差分毫。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改编起来毫无问题，编导的工作已经包含在写作中了。”克劳德·夏布洛尔的这个版本非常忠实于原著，外景、服装完全“复原”出19世纪法国外省的历史氤氲与原作的氛围，137分钟的片长几乎将小说所有的人物、场景、细节全部纳入。饰演爱玛的伊莎贝尔·于贝尔是世界影坛的常青树，国际各大电影节的获奖专业户，两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两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奖，上海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贡献奖。1991年，伊莎贝尔·于贝尔凭借《包法利夫人》获得第1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91年的法国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突破，就是原汁原味。

　　2014年，女导演苏菲·巴瑟斯执导的电影《包法利夫人》摄制完成，米娅·华希科沃斯卡饰演爱玛。苏菲·巴瑟斯的版本在改编上有一定突破，删去了一些次要人物，故事场景集中在永镇，强调爱玛与永镇时装商人勒乐、药剂师郝麦和教堂布尔尼贤堂长的互动关系，强化了爱玛的社会角色。瑞斯·伊凡斯饰演的商人勒乐，是苏菲·巴瑟斯版的一大看点。瑞斯·伊凡斯的表演十分传神，把观众带回到福楼拜的小说世界：

　　包法利夫人看了看，说：“我都用不着。”

　　勒乐先生听了这话，小心在意，取出三条阿尔及利亚围巾，几包英吉利针、一双草拖鞋，最后，四只由囚犯精镂细雕的吃蛋用的椰子小杯，然后他张开嘴，两只手搭在桌面，伸长脖子，身子向前，随着爱玛犹豫不决的视线，浏览这些货物。围巾长长的，整个摊开，他似乎为了掸掉浮尘，不时用指甲弹一下缎面，于是围巾窸窸窣窣，映着黄昏发绿的亮光，微微一动，就见上面的金点子，仿佛一颗一颗小星星，闪闪烁烁。

　　苏菲·巴瑟斯版将商人勒乐设定为主导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是这次改编的独到之处。勒乐的一次次出场，将爱玛一步步推向深渊。爱玛的婚外情导致了她的悲剧，但婚外情不是爱玛非死不可的原因，高利贷商人勒乐所设下的金钱陷阱才是将爱玛推向死亡的真正凶手。正如福楼拜研究学者拉卡斯法古-卡尔维所总结的：“他（勒乐）给爱玛带来的诱惑远比她的那些情人大，因为他给了爱玛继续（幻想）的可能，而她的情人们则很快就显现了他们的局限性。”

　　勒乐、罗道耳弗、赖昂是爱玛死亡的罪魁祸首，将爱玛推向死亡的还有教会的愚弄。读原著，看得仔细些，你会发现爱玛的出轨是在第137页（《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著；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全书五分之二的位置。

　　爱玛不满意丈夫查理“一无所教，一无所知，一无所期，”她烦闷、苦恼、矛盾，“去了教堂，准备虔心信教，什么方式都行，只求她的灵魂俯首帖耳，人间烦恼不再存在。”自称是“灵魂的医生”的教堂布尔尼贤堂长给爱玛开出的是什么方子呢？

　　她叹气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他显出关心，走前一步，问道：

　　“您觉得难受？想必是，消化不良吧？包法利太太，您应当回家，喝一点茶，这您就有精神了，要不然，喝一杯清水，放一点红糖也行。”

　　福楼拜写爱玛到教堂寻求帮助的文字，只有两页纸，小说揭露教会虚伪这条线容易被读者忽略。苏菲·巴瑟斯版，爱玛与教堂布尔尼贤堂长的两次对话，分别发生在影片第35分钟和第99分钟，总时长4分30秒。第二次对话原著里没有，是改编电影时加上去的，债台高筑和对爱情的绝望，爱玛最后一次来到教堂寻求慰藉：

　　包法利夫人，你是来施舍的吗？

　　不，先生。

　　是来忏悔的？

　　不。

　　是来找辩护人的？

　　不，就是想清静清静。

　　你想过到树林里散步吗？虽然那里不会有绝对的安静，但我相信你能听到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苏菲·巴瑟斯版的改编是成功的，忠实于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导演通过强化爱玛与教会的互动，清晰地传递了原著的内涵。

　　爱玛和罗道耳弗有了“地下情”之后，爱玛开始忏悔自己，“她甚至问自己：她凭什么痛恨查理，是不是还是想法子爱他，然而她改变心情，他并不理会，所以她虽然有心奉献，却不知从何着手；正在此时，药剂师适逢其会，给她提供一个机会。”药剂师郝麦的出场，对爱玛后来的堕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读者看不懂原著，不注意哪里写了郝麦拼命排挤查理，让查理和爱玛身陷阴谋之中，因为福楼拜使用了限制叙事，完全排除主观抒情部分。福楼拜的书不好懂，适合改编成电影，将文字变为画面，让更多的观众通过电影来“阅读”名著。

　　《包法利夫人》在中国

　　1857年2月，福楼拜写给普拉蒂埃夫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坦诚地说，我对爱玛并不仁慈，不是吗……这个虚伪的社会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人物形象都会变成一种讽刺，历史就是控诉！”《包法利夫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和揭露，是这部小说在中国受到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1925年11月，《包法利夫人》的第一部中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译者李劼人。至今，《包法利夫人》在中国重印和再版多次，李健吾的译本被公认为经典译本。李健吾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爱玛是一个纯粹的自私主义者……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反抗的意识。”

　　《包法利夫人》不是一本畅销书，它大多存在于文学写作者的阅读篇目中。一方面是它的文体增加了阅读难度，一方面是它的故事不能赋予读者阅读快感。“你给大家的是孤寂，”乔治·桑曾经这样写道，“而我给大家的是慰藉。”对此，福楼拜答道：“我无法改变我的眼睛。”

　　福楼拜诞辰200周年，再读他的《包法利夫人》，作者笔下的那段历史已经远去，萦绕不去的是爱玛的身影，似曾相识，爱玛似乎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杨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