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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之门:从驱邪到祈福

来源:济南日报2021-02-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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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庞春燕

  门,人由此进出,暑热时敞开纳凉,冬寒时紧闭保暖,关上门即是私密空间。在古人万物有灵的思维中,门的种种功用获得了神秘主义和想象力的加持,成为辟邪、祈福之处,由此产生了祭祀、门神、春联、时节门俗、风水等种种民俗……从祭“门”祭“户”到祭“门神”

  古人素重门户,五祀(即祭门、户、井、灶、中)中井(水)、灶(火)、中(土地)关系衣食要祭祀,但都比不上门、户双双受祭重要。《礼记》中也有“孟春之月其祀户”“孟秋之月其祀门”之说。先民们把祭祀门户与四时、五行、阴阳联系起来,表达一种顺应天地自然的世界观。

  祭门户是对物的崇拜,祭门神则是对神祇的崇拜。“门神”二字最早见于东汉郑玄注解的《礼记·丧服大记》:“君释菜,礼门神也。”之后,祭祀门户的古风逐渐融入门神祭祀中。如历代皇家最遵古制,据《清史稿·礼志三》记载,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可这司户神和司门神却有着神荼、郁垒和秦琼、尉迟恭的影子,可见两者早已融合。

  那么,门神是如何出现的?诸多门神中,神荼、郁垒是最“资深”的一对,其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引用的《山海经》故事: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山上有一棵万年古桃树,枝干蜿蜒三千余里,大树东北段有树梢弯曲至地面,形成一扇天然大门,山中居住的妖魔鬼怪进出都要经过此门。门外有两位神将神荼、郁垒奉黄帝之命在此守卫,如有鬼怪做伤天害理之事,二人便将其捉去喂虎,故鬼怪均畏惧二神。

  由此,古人为辟邪祛祟便用桃木雕成神荼、郁垒的形象挂在门首,久之便敬为门神。清代尤侗在《艮斋续说》中记载:“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可见早在东汉时期,度朔山鬼门的守将神荼、郁垒就已经成为百姓家的门神。

  此后,门神的队伍不断壮大,仅唐代人物就有秦琼、尉迟恭和钟馗、魏征等。前者成为门神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西游记》中的记载,泾河龙王命犯天条由魏征处斩,他向唐太宗托梦求救,太宗答应后故意在处斩时留魏征下棋,岂料魏征一个打盹便“梦斩龙王”,龙王怪罪于太宗,夜夜纠缠,太宗只好让秦琼和尉迟恭守前门、魏征守后门才得以安寝;另一个说法出自《隋唐演义》,太宗有一阵子睡觉时常听室外鬼魅呼叫,告诉群臣后秦琼曰:“臣戎马一生,杀敌如切瓜,收尸如聚蚁,何惧鬼魅?臣愿同敬德披坚执锐,把守宫门。”于是二将夜夜守卫。太宗见二人辛苦,便让画师绘二将真容贴在门上。

  如果说唐太宗让秦琼、尉迟恭和魏征成为门神,那么钟馗则是唐玄宗钦定的门神。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之《补笔谈》中记载了他在宋代皇宫见到的唐代吴道子《钟馗图》题记中的故事:

  玄宗久病之后,一日梦见一小鬼偷了贵妃的香囊和自己的玉笛,一蓝衣人捉住小鬼,挖其眼珠吃下。玄宗询问后得知蓝衣人是发愿尽除天下妖孽的钟馗。梦醒后玄宗的病好了,他让吴道子依描述画出钟馗之像,诏告天下,岁暮张挂,以祛邪祟。

  据玄宗时期大臣张说在《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中的记载,“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历日一轴”,可知岁末时节玄宗以钟馗图赐大臣已是惯例。不同于神荼、郁垒,或秦琼、尉迟恭,钟馗和魏征一样是“后门门神”。因为前门多为双扇,需贴成对的门神,后门多是单扇。河南朱仙镇传统年画《新年大吉》,画面便是钟馗手持判笔写下“新年大吉”四个大字。

  古代门神还包括诸多历史人物、传说或小说人物,如名将郭子仪、关羽、岳飞、韩世忠,《封神演义》中相互斗法的赵公明与燃灯道人,《杨家将演义》中的孟良、焦赞和穆桂英……

  门神是人们虚构出来的神祇,其形象的变迁也反映了民众心理的变化。在汉代画像石中,最早的门神神荼、郁垒相貌怪异,形象可怖,折射出先民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他们期盼凶恶有力的门神来保护自己;至南北朝时,石刻的神荼、郁垒已和人一样,并穿上了盔甲;宋代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更加自信地面对自然,门神演变成镇殿将军模样,威风凛凛中透着庄严和善,还出现了双手持笏的文官门神,这显然是祈福子孙读书入仕,侧面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

  从桃符到春联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的王安石写下此诗时,源于先秦的桃符正向春联过渡。

  桃符即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或用纸描绘二神的形象,悬挂或张贴于门首。为什么用桃木呢?这源于上文《山海经》故事中度朔山的古桃树,桃木也因此有“鬼怖木”之称。可以说,这就是辟鬼祛邪的“符”。

  桃符如何变成春联呢?元杂剧《后庭花》中有一段唱词:“来到这饭店门首,桃符都有。来的狮子店门首,我试看咱,可怎生则有‘宜入新年’一个,无那‘长命富贵’?我将这一根比则,正是一对儿。”这段唱词反映了从桃符到春联的演变——一方面,其形式仍为辟邪的桃符;另一方面,这两片桃符上“宜入新年”与“长命富贵”相对,不仅形式上接近春联,内容也是为节日祈福的春联。

  那么这是最早的春联吗?非也。清代有学者认为最早的春联是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甚至在《尚书》和古器物铭文的对偶句中寻找更古老的春联。近年有学者引用敦煌遗书S0610卷(《启颜录》唐开元十一年抄本)中的文字,认为最早的春联出现在唐代,所录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秩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五福除三祸,万古回(殓)百殃。宝鸡能僻(辟)邪,瑞燕解呈祥。立春回(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回回故往,逐吉新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回辟恶,燕复宜财。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这些联句分别录于“岁日”和“立春日”,时间上吻合;内容上多有沿用至今的春联常用词“三阳”“五福”“富贵”“庆寿”“呈祥”等;其位置“书门左右”;其功能“吾傥康哉”,即为主人祈福。故笔者赞同这是最早的春联。

  从桃符到春联,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内涵。旧的桃符脱胎于木刻神荼、郁垒像,意在驱鬼辟邪、以求生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希望提高生活质量,要辟邪更要纳祥,于是桃符便被“年年有余”“福禄绵长”之类的春联所取代。

  传说春联之名始于明太祖朱元璋。《簪云楼杂说》记载了一则故事:朱元璋曾在除夕前下诏各家挂春联,之后微服出宫查看,偶见一阉猪人家还没有请人写,便亲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出身贫寒、未受过系统教育的朱元璋居然能即兴创作一副对仗工稳、极具行业特色的春联,可见当时春联已深入民间。

  皇帝喜爱春联,文人则更加推崇春联——谁会放弃这样一个显示才华的机会?由此,春联逐步推广并普及到民间,又发展出了匾额和不拘于新年时节的楹联。在《红楼梦》的大观园中,每个院子门前的匾额和楹联便是众人展示才情的产物。

  岁节与门俗

  春种、夏作、秋收、冬藏,时令和气候决定着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套精密的时序系统——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并衍生出诸多与门相关的习俗。

  除夕倒贴“福”:门上除挂春联、贴门神之外,还要倒贴“福”字,这个风俗源于清代帝王。从康熙开始,清代皇帝形成了除夕之前写“福”赏赐臣下的惯例。臣下得到后十分荣耀,便将其装裱供奉起来,引得民间纷纷效仿,之所以倒贴是取“福到”之意。

  立春贴“春”:“药王”孙思邈在《千金玉令》中记载:“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贴春”为北方习俗,江南地区的人此日要郊游踏青,采集常青的冬青枝、松枝、柏枝、竹枝等插在门上,曰“插春”,以期“四季长春,春福富足”。

  破五送穷:正月初五民间谓之“破五”。穷是人们最恐惧的存在,故民间安排这天“送穷”。把穷送到哪里?以门为界,把它扫地出门。故至今在河南、河北等地还保留着除夕之后家中不再洒扫,至初五清晨打扫后,将垃圾送出门外的习俗。送完之后,还要在门口燃放鞭炮炸“穷”,意为与“穷”绝交。

  上元悬灯: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又称“灯节”,家家门前悬灯结彩,灯上可粘诗设谜。古时赏灯从正月十三开始,至十六七方止。士民赏灯、猜谜,嬉游达旦,尽情欢乐,可说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清明插柳:很多地方志都载有“清明门上插柳”之俗,其用意何在?有学者认为,古人钻木取火时,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后世皇帝便遵循《周礼》《论语》所载古制,在寒食禁火后将柳火赐予臣下,以示恩宠。受赐者将柳条插在门楣上以示荣耀,引得民众效仿,遂有此俗。

  蚕月闭门:蚕桑业发达的江浙等地以农历四月为“蚕月”,此时有“蚕忌”,家家闭门闭户。南宋范成大诗曰“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叶绍翁诗曰“田因水坏秧重播,家为蚕忙户紧关”,气氛颇为神秘。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幼蚕娇嫩,对温度、湿度、气味等很敏感,稍有不慎就影响生长,故各家闭门谢客、轻手轻脚,只怕惊动蚕宝宝。此时不仅大门紧闭,还在大门上贴门神,一为祈福蚕茧丰收,二为提示蚕忌,令外人望而却步。

  端午门饰:古人认为“午”为阳极,端午则双午重叠,是一年里阳气最盛之时,故阴阳失衡,多有不祥。很多地区在门楣上悬挂红绿黄白黑五色丝线搓成的彩绳,在门边插艾草以禳毒气、辟瘟疾,如《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习俗:“采艾以为人(人形),悬门户上……”艾本就是一种草药,可用于内服、外敷和灸疗,故为民俗所重。

  冬至门上糯米圆:冬至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古人认为此时阴极之至,阳气始生,需沟通天人、通达阳气。福建等地要用米粉制作九枚丸子粘在门楹间。为何用丸子呢?丸,圆也,太阳是圆的,那么各以其类象之,圆象阳。为何用九枚呢?九为阳数之极。其中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宇宙观。

  风水之“门”

  在古人看来,门的朝向关系重大。帝王宫阙的阙门是大地上的星空四象(古人将星辰划分为二十八星宿,东南西北各七,分别将其看成一种神物,坐北向南看为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民居则讲究“宅以门户为冠带”,门的吉凶福祸是古代风水学研究的重点。

  秦简《日书》中标出了二十二种门的吉凶,如南门—将军门,贱人弗敢居;屈门—其主昌富,女子为巫;失行门—大凶等。这种由古代中国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观念衍生出的神秘文化流布已久,剔除其神秘色彩,今天看来倒也不乏合理之处。

  有些风水理论源于古人的生活实践。如民宅多“子午向”,即大门在南,正房在北,这或是因为我国地处北半球,坐北面南利于采光,夏季纳南来之凉风,冬季蔽西北之寒流。而且大门还要在面南时稍稍偏东,曰“抢阳”,古人日出而作,这应当是为了让阳光尽早照入。此外,还讲究大门不可正对正房门窗,否则南火、北水相克,实在错不开就在院中建一座照壁。这应是避免气流直接冲入户内有碍健康。粤北地区还讲究各家大门不能相对,否则邪气相撞,这似乎是被神秘化了的个人隐私保护措施。

  还有些风水理论源于审美和习惯。如把大门正对街路称为“箭射”,大门正对交叉路口称为“人字杀”,这种形象的描述或许并非迷信,而是不合乎重视稳定、和谐、对称的中国式审美,这种直观感受在神秘主义的加持下,“大凶”“主孤寡”等说法就出笼了。这些说法能被大众接受,其基础仍是朴素的审美体验——那大门,不美。

  镇物厌胜:古人认为建房时在门下埋吉符可祈福纳祥。如我国台湾某些地区认为建门时将米置于门槛下,“可致富贵”。青海农村地区在修大门时,要选吉日吉时在门槛下埋入内装钱财(代表富足)、药材(代表祛除疾病)的“宝瓶”,取“招财进宝”“平平安安”之意;此外,还要在门梁上凿洞装钱、粮,并雕刻青砖狮子辟邪,这些都属厌胜之术。

  厌胜术本质上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不充分的产物,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可作为民俗保留,也有些鼓吹驱邪功能,迷信色彩浓厚,纯属无稽之谈,需要大众甄别和抵制。

  门悬辟邪物:辟邪闭户,纳祥开门,门户被古人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门楣上挂木刻的衔剑吞口(即彝族、水族、羌族、白族等守门辟邪的神灵,多为变形的虎头,圆睁目、大嘴张,意为尽吞世间邪恶),羌族悬挂羊头骨和羊角,台湾某些地区挂形象凶恶的木刻狮头……这都是选取具有威力和令人恐惧的事物,以期以恶制恶,从而起到心理慰藉之效。

  河西走廊一带居民要在门楣上挂“财角”,即用一尺见方的红布缝成两个三角形袋,袋里装五谷和硬币,将一对财角、一双筷子、一卷古书悬挂于门楣上,意为祈求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人丁兴旺、诗书传家。

  门俗的变迁中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历程。从远古洪荒岁月中的驱邪辟祟,到后世的纳祥祈福,变幻的是门上的风景,不变的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庞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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