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晓原

　　“看一个大国是否有正大气象，紫气东来，看它如何对待弱小民族和穷人；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有无希望，看它如何对待老人、孩子与女人。”这是《怒放》中一段质朴而蕴含宏旨的“序曲”。此言可直抵徐剑和李玉梅合著的这部新作的核心价值。

　　《怒放》是脱贫攻坚主题写作中的一种，却在众多同类作品中具备吸引我们的异质。《怒放》之“怒”指向作品所写对象的空间。彩云之南，中缅边陲，这里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是一个独特的“直过民族”，新中国使它从原始社会一步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新时代的独龙族告别千年贫困，2018年整体脱贫，“怒放”的是全面实现小康的“独龙族之花”。《怒放》以全息彩绘的方式，将一个传奇用非虚构叙事加以呈现，读者从中可以阅读到一个不一样的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遇见一种神秘而真实的独龙族风情。

　　《怒放》的书写对象是特异的，但叙事同样包含了脱贫攻坚书写的基本要素，特色产业发展、教育扶贫、医疗保障、志愿者帮扶、驻村干部助力等，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呈现。只是作者对这些要素的展开方式，不是用工作经验总结式或新闻报道式，而是采用贴合客体独特性的故事性叙说。独龙族聚居地山高江险道阻。道路，成为制约独龙族摆脱贫困的障碍。从人马驿道，到独龙江公路建成，再到长达6.68公里的独龙江公路隧道贯通，一条路的历史正是独龙江脱贫攻坚历史的缩影。但作者没有将它做工程化的处理，而是通过人与路命运故事的诉说，反映独龙族人命运的改变和生活的重构。“阑尾炎不再是死神”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大雪封路，家住孔当村的小男孩金学锋患急性阑尾炎，派出所民警一路警车开道，路政交警铲雪清障，小男孩平安到达贡山县人民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叙事中，作者有机插叙巴坡独龙江烈士陵园中一位烈士张卜的故事。这位深受独龙族群众爱戴的解放军战士，1964年5月在执行任务途中突发急性阑尾炎并且穿孔，尽管军地千方百计施救，甚至协调借用缅甸航线空投急救包，因为无路可走，张卜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品正是在“幸”与“不幸”的强烈对比中，极富表现力地实现了它的主题意涵。不仅如此，新时代独龙江的新路成为独龙族人连通外面精彩世界的彩虹桥。“最后的独龙玫瑰”篇中，1957年出生的董寸莲，“是从独龙江出发走得最远的人”，她走出云南，辗转京津台湾，远赴新加坡，展示独龙族独特的文化。作者以难掩的欢欣之情叙说人物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行旅，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致富，更可感受到董寸莲们充盈的心灵内存。《怒放》将个体命运的演变置于当代独龙族民族史的流转中加以表现，既避免了主题创作中的同质化，有效呈现出对象的独特性，同时又遵循了非虚构叙事的审美规律，使作品在真实性与文学性间获得了某种艺术张力。

　　《怒放》既以独龙族整族脱贫作为作品的“本事”，同时又将其设置为叙事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记录新时代独龙族人民的生活，用文字描摹他们的生活图景”。而这样的图景并不是平面静态的，作者刻意通过独龙族现实与历史的交织、今生与前世的映照、脱贫攻坚主题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纷呈等，做多维立体式地动态呈现。读者阅读《怒放》，既可读出清晰的脱贫奔小康的主旋律，同时又可聆听到多声部叙事的丰富性，而这正是独龙族独有的。作品叙事丰富性的获得，有赖于作者写作意图和对象逻辑的预设，也关联着与之适配的叙事结构的优化。“一个民族彩虹千年，一个弱小民族走向小康生活。”“彩虹”是《怒放》的关键意象，独龙族跨越数千年历史的“直过”，犹如天上那美丽的彩虹，而彩云之南的独龙族创造的人间彩虹，更加绚丽，更为壮美。彩虹触发了徐剑、李玉梅结构《怒放》的灵感。作品的基本结构由彩虹的七彩铺展，组成七个“声部”：“赤：阳光”“橙：火塘”“黄：草果”“绿：希望”“青：印花”“蓝：云梯”“紫：怒放”，中间又嵌入“经线：刀耕火种”“木梭：三江并流”和“纬线：彩练当空”。嵌入部分的结构关联了独龙族的服饰标志独龙毯，“一个刀耕火种的民族，从原始社会迤逦走来，一梭千年如烟。”作品正是在这样一个灵异而深得书写对象内在肌理的结构设计中，集纳了独龙族的民族特色，兼具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广博，演绎出一个神秘民族的伟大传奇。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