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辉

　　近年来，与路遥相关的文艺作品可谓不少。有的将其作品改编成话剧、影视剧，有的以路遥的创作为中心，讲述其精神历程、生命和写作经验。这些作品均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关注甚至热议，这无疑说明路遥及其作品的内在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说明他的作品经得起改编和不同艺术形式的再创造。此番由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路遥》，尝试讲述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路遥的故事；讲述路遥所面对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为克服种种困难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讲述他如何坚守个人的精神和写作观念的故事。通过这些平凡的故事，话剧《路遥》也讲述了普通生命如何成就不凡与崇高，并由此获得了理解路遥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精神通道。

　　作品从路遥八岁时被过继给伯父、伯母起笔，结束于路遥临终前对个人写作与生活的自我总括，从多种角度展开，力图全景式呈现路遥的写作与现实生活交织互动的复杂状况。路遥对发小高二强努力奋斗以改变命运的行为的支持和关切，对老同学郭见海所持有的生活观念的批评，说明火热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路遥的虚拟文学世界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与复杂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也因此得到了充分且深入的艺术表达。

　　他激励高二强不屈服于命运，帮助他理解以个人的诚实劳动开辟新的生活天地的种种行为，皆说明其极为浓重的现实关切，和对生活的透辟理解与精准把握。他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普通劳动者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和命运，表现他们为改变生活状况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复杂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却始料不及地面对来自评论界的不同的声音。

　　1986年，他为之付出巨大心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遭到几家出版社、杂志社婉拒，此后虽有《花城》杂志的刊发，以及中国文联出版社单行本的出版，似乎仍不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平凡的世界》被轻视的命运。其时，效法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写作为一时之盛，如《平凡的世界》这般坚守雅正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面临被遮蔽的命运。

　　这无疑是路遥写作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然而以更为宽广的文学和历史眼光为基础，路遥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文学观念的局限，从而完成了具有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典范意义的《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也再度证明了密切关注时代和社会进程，以人民伦理深度关切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为他们的平凡的劳动和生命的价值赋形的写作具有更为久远的价值和意义。路遥在虚拟文学世界精心塑造的普通人物，他们的故事最终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普通劳动者中间；而面临着同样生活和精神境况的普通劳动者，也从这部作品中获得了不息的奋进力量。出版30余年来，《平凡的世界》改变了成千上万如孙少平般的年轻人的精神和命运。它所蕴含的力量犹如不熄的灯火，照亮过也将持续照亮那些仍然力图以个人的诚实和劳动改变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们。

　　然而，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路遥不独需要面对来自文学界的重重压力，同时还要面对与读者相同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种种催逼。至少在筹备、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数年间，他都无法简单地履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这并非是他不通人情世故，而是他独特的写作状况使然。他要以宏阔的志向为时代、为人民立传，要以巨大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投入到艰辛的写作之中，这使他既不能也无法兼顾现实生活。

　　读者可能还会记得，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路遥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孤独感，他对冷清的写作间对面的烟火气和天伦之乐的热望。他曾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透过层层灯火和窗户想象人们全家围坐在一起聚餐的安逸与快乐，直到那些窗户一道道关闭，灯火一盏盏熄灭。他在黑暗中两眼发热，“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他在黄河岸边曾率性加入拉纤队伍进行艰苦的劳动，震人心魄，也叫人动容。陕北凛冽的风铸就的是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他去从事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写作。

　　也因此，简单地指责路遥对家庭生活的疏离是轻率和无力的。对亲人貌似合理的不解，路遥只能以如下的说法作为回应：“我的追求，好像不止于此。我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就要做到最好；我不想碌碌无为一生，更不想浑浑噩噩一世。我要用我的成功回报读者，回报你和孩子，同时也能帮助我的亲人谋生，给他们带来些许幸福。”这差不多又是忠孝不能两全，在“大家”与“小家”之间选择的两难境地的再现。

　　这当然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做非此即彼式的选择是容易的，但也一定是贫乏和无力的。身在其中，角色不同，选择自然也异。话剧《路遥》再次将它提出，也就将这一严峻的问题交给了我们，交给了那些不甘平庸渴望有所作为的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们，告诉他们唯有不懈奋斗才能改变命运，才能成就不凡甚至伟大，因为真正的强者是那些历经磨难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路遥的全部人生和写作经验表明：劳动，劳动，唯有诚实的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不仅是个人具体的生活条件的改善，还包括个体之于时代和现实的责任担当。在路遥这里，具体表现为对身处大时代中的个人的命运的深度关切。他倾心塑造并书写的那些平凡世界中的平凡人物，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等，无论职业为何，所处何样一种生活状态，皆属普通而平凡的劳动者。他们以个人的哪怕微弱的力量推动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他们因将自我的生命价值与时代、他者的密切关联而获得更为丰富和宏阔的意义。

　　虽然就劳动本身的意涵而言，作家的劳动和其他劳动之间有着内在的同一性，然而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的方式，写作这种劳动仍然有着它的不同处。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要求作家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作家的劳动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而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那么，可能的选择依然是：早晨从中午开始。因为，“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活着，像牛一样耕作，倒下，像土地一样奉献；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这是话剧《路遥》所彰显的路遥精神的要义所在，也可能是其对于普通劳动者最大、最为重要的启示。（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