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再次让舆论聚焦于革命历史剧的话题。不少观众都有一个共识：这些原本严肃的作品，越来越好看了，或者说越来越“有趣”了——当然，从影视观察的角度看，“有趣”可以被理解成更具可接受性，而不只是满足宣传功能，审美趣味层面出现了很大突破。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剧照

　　关于重大革命题材的影视剧很多，但具有创作转折点意义的作品并不多。盘点过去十年的相关影视剧，2007年上映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无疑是一部现象级作品，它创造性地将革命历史严肃话题与青春偶像剧的制作技巧结合起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直到今天，当我们观察革命历史剧的流变过程时，它依然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

　　《恰同学少年》不仅在当年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与业内外口碑，也抗住了岁月的刷洗，豆瓣评分至今维持在8.9分。其实，这部电视剧对笔者影响极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事实上，有类似感受的观众绝不在少数，很多90后都是在中学阶段看的《恰同学少年》，其中呈现的激扬青春，对正处于最有激情与梦想的年龄段的年轻人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恰同学少年》的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或许，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给出更加客观的分析。

　　该剧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成长叙事，正是《恰同学少年》打动人心的关键因素。西方文学里有一种“成长小说”，学术界一般认为歌德在18世纪末创作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是“成长小说”的鼻祖级作品，这种叙事方法后来普遍存在于大量小说与影视剧的创作中。其实，广义层面上的“成长叙事”更加普遍，它往往侧重呈现人物的性格与思想的变化过程，从早期的易冲动、不成熟逐步走向深刻与成熟。这种叙事手法也常见于中国当代革命文学，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书中的女主角林道静就是一个典型的“成长叙事”里的人物。这些作品往往更容易打动人心，读者与书中人物一同成长，获得强烈的共鸣感。这也成了革命历史剧中十分特殊却很有“观众缘”的一种叙事方式。

　　《恰同学少年》也是如此。电视剧讲的是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故事，既展现了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还讲述了他们如何通过思考与实践来理解社会。当时的中国还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这就更激发了他们的青春热情——将个人的生命体悟融入社会的宏大叙事中，是当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因此，我们能从剧中看到，一个个革命先辈从普通的有志青年走向成熟的革命家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人性与时代特征的，几乎看不到有悖常理的雕琢，更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刻意灌输。

　　不少年轻观众因此对湖南第一师范当时的读书氛围深深向往，也对毛泽东、萧子升在民间游学实践十分神往，那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情怀，在每一个心存理想主义之火的年轻人那里，都有很强的感召力。这样的评价，其实并不夸张。笔者最近跟几个朋友聊起《恰同学少年》，他们都有类似的感触，只是这些曾经点亮自己的精神火种，可能早已深埋心底，隐藏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未必需要挂在表面。但当大家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友人，便会携手共同前进，就像《恰同学少年》里经常出现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句话，同道之人看到了彼此，就会引为知己。

　　从这个意义上讲，《恰同学少年》的感召力，绝非存在于空中楼阁之上，而是基于人性深处的理想主义情结。或许，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大谈理想主义会被一些人讥讽为“不接地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刚刚打开精神启蒙世界的年轻人而言，是无法阻挡的心灵感召。正是基于每个人或许都曾经有过的对更加美好的社会愿景的想象力，《恰同学少年》的故事才能如此打动人心。

　　拒斥脸谱化的革命人物形象，也是《恰同学少年》提供给主旋律影视剧创作的重要参考。当然，这一点并非该剧独创，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嬗变，这一表现及其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了。在《恰同学少年》之后，还有2011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建党伟业》，其实也是一场革命叙事与青春叙事的美妙碰撞。在这部剧中最引人瞩目的情节，当属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与中共一大“的“红船”等章节。这部作品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镜头展示，极具现场感，还积极修正了历史人物形象僵化等问题。如今脸谱化塑造人物形象的做法，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了。

　　当然，这些表现手法的嬗变背后，依然有革命历史剧的坚守。叙事方法可以变化，但对历史真相的呈现不会改变，昂扬向上的基调不会改变，否则也就不是严肃的历史剧，而是戏说历史了。要想把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拍得“好看”，的确需要以上一些技法，从《恰同学少年》开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品，在叙事方法与人物形象塑造上出现了突破，而《觉醒年代》也是如此，期待这类剧作越来越多。（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