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嫣婧

　　像多数人一样，我从《质数的孤独》开始认识意大利当代作家乔尔达诺，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对这本书的迷恋出于好几个原因。首先这可以说就是一本同龄人写的小说，在感情和思维方式上，它或多或少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的“爱与怕”。作品有一种虽不厚重，但非常锋利的“当下感”，它与城市的兴起、少子化的社会景况及人类越发精致却脆弱的感受系统紧密相连。此外，作者作为一个典型的“理工男”，在追求普遍性真理的同时却着迷于构建一个典型的只关乎“我”的故事，反差萌产生了一种神奇效果。何况小说中竭力营造的孤立无援的孱弱感，既如数学领域内对“质数”所下的定义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时又很性感。你甚至不得不承认“质数”是一类非常性感的数字，就因为它无法同其他任何数发生关系，它茕茕孑立，冷若冰霜，耐人寻味……“质数”不再是一类数，而是一类人，让我从中获得了无限的认同感。

《新冠时代的我们》 乔尔达诺

　　从《质数的孤独》到《新冠时代的我们》，也就过去了十年，乔尔达诺却不得不暂时从“我”的世界里挣脱出来了。虽然这本新书的意大利原文Nel contagio直译过来是“处在传染之中”的意思，但显然，敏锐的译者注意到这个短语所指向的那个隐而未见的对象，是“我们”，或者说是以我们每个人为单位的这个社会共同体。“作为乔尔达诺的我”选择了“处在新冠时代的我们”这样一个写作对象，作家由此获得了一个从集体性的他者出发反观自我的全新视角。

　　“新冠”使作家们失去了“诗人”立场，丧失了置身于语言所代表的社会结构之外的立场。一场传染病的全球蔓延将所有人都卷入其独一无二的逻辑之内。作为一股强力，它打破了作家认识事物时早就习以为常的距离感和滞后性，它迫使他们走到它的面前，近距离地快速表述、阐释和感受它。作家们于是不得不从“诗人”转变为“散文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自身与词语之间一直以来平衡且独立的关系，就像“新冠”对他们做的那样，走进那股强力中去，把自己也变成与之类似的“强者”——词语的主宰者和使用者。

　　当“诗人”成为萨特所提倡的那种“散文家”，当乔尔达诺想要为大家写点什么时，文学范畴之内的表达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或是忠诚于它的作者呢？不得不承认，在过于强大的病毒面前，勉为其难地去进行文学表达可能会使文学创作本身丧失一些东西，比如，那种距离刚刚好的优雅，又比如，多少是由时间差所产生的余韵。要知道本雅明在古典艺术中寻找到的“灵韵”恰是建立在搁置现实时空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艺术本身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时空体系，它贴近，但与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空平行。当这种关系被打破，当文学需要完全沉入另一个时空中，并以此来承担一些特别的责任，或达到一些特殊的效果时，作者是否准备好了去接受文学那些固有的艺术品格的丧失？这预示了一次冒险。

　　然而，从新冠期间的即时性书写已经在作家群中蔚然成风这一事实来看，大家多少都有些坐不住了，局势逼迫人不断加强自己对事态的“介入”程度。然而当下的写作者们真的知道自己想要写什么吗？对写作内容和对象的确定是出于一种纯粹的表达意愿，一种真正的自由意志，抑或仅仅是被动地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乔尔达诺坦言他之所以写作是为了防止“遗忘”，因为“痛苦迫使我们面对模糊不清的真相，重新思考我们的优势；他鼓励我们为当下赋予新的意义。然而，一旦痊愈，这些启迪就会烟消云散”。是的，记录和反思的责任是驱使他定下写作内容的根本动力，不能说这就不是一种自由。

　　并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写作，虽然在成堆的文字中，属于乔尔达诺的这一部分仍然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但这不是因为他的社会责任促使他的写作本身产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因为他在这一场全新的书写行动中对自己固有的风格仍然保持足够的忠诚。比如，他那粒子物理学博士的专业背景，以及在文章中对数学知识的巧妙运用。这使他的思考散发出一层由现代科学的特有魅力所带来的理性光芒，为语词增添一份恰到好处的现代性。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指数”这个词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高频词，就像“质数”那样，看上去很冷，在说服力和表现力方面却有着神奇的功效。“指数”让我们明白了自己已然被剥夺了孤独的可能性，不得不成为人群中的一员；就如当年的“质数”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孤独，无法成为任何群体中的一员。

　　乔尔达诺自己在书的最后调侃道：“成为作家以后，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碰数字，但它以最意外的方式回归了。”他在用作家的敏感触摸这些抽象的数字概念，或者说，他让数字成为一种新的修辞，新的表达方式，这与他的思考对象——这场疾病，这场灾难——意外地相遇，并且契合了。虽然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被动，就如我们每个人在这场疫情中的感受一样，一切的自主性都必须让位给身体的健康与生命的保全。自由的意义看上去被无限期地悬置了起来，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作家的主体性却变得强大，它通过写作自我实现，目的是为了证明自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其主题和内容已经被预先设定，但写作行为一旦开启，它必定能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自由感，哪怕是幻觉，并将肉身悄然地排除在外。

　　也许，正是对丧失自由的焦虑激起了乔尔达诺的写作欲望，尽管这种焦虑并未因为他的写作而被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变成了作家用以回应时代的一组必然动作，重点在于正在进行着的书写，而不再只是完成了的作品。（陈嫣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