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阎浩岗

　　《三家巷》是欧阳山（1908—2000）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部，初版于1959年。小说以广州一个叫“三家巷”的小巷内居住的周、陈、何三家人为主要人物，以发生在广州城里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借出身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三家青年的不同成长和发展以及三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了1919至1927年间中国的时代风云。主人公周炳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1962至1985年，其续集《苦斗》《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陆续出版。

　　《三家巷》是欧阳山的代表作，它虽不在“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列，却也属“红色经典”，出版60多年来多次再版重印，读者众多。和其他“红色经典”相比，《三家巷》的写法或许有些“另类”。由于这种“另类”，我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阅读它，就有着不同的感受与理解。

　　第一次阅读，是1979年秋天。1978年夏，我从高一跳级参加高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2月踏入大学校门。那时，中外文学名著纷纷再版重印，学校图书馆为满足如饥似渴的学子们，新购进的图书来不及上架，便在贴签编号后马上外借，我们则如闯进菜园的饿牛，每周借阅好几本。记得最早借阅的是蓝色封面的《骆驼祥子》《家》《子夜》《倪焕之》和绿色封面的《曹禺选集》等现代文学经典，还有内附精致插图的《悲惨世界》《高老头》等外国名著，再就是“十七年”期间的当代长篇名著。听同班比我年龄大一倍、已有妻室儿女的“老三届”同学称赞《三家巷》如何如何好，我也借来看。但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我，读后感觉它不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岩》等曲折惊险，也不及描写冀中农村生活的《红旗谱》亲切，对之也就没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对于中国古典名著，我也是喜欢《水浒传》《三国演义》胜过《红楼梦》《西厢记》。

　　第二次阅读，是研究生毕业后在高校任教、准备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时。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就是《红旗谱》与《三家巷》。为讲好课，必须重新细读文本。这次重读，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由于已经恋爱结婚，对人生意义与价值也有更深的思考，阅读时便不由自主地被带入周炳的生活世界之中，情感随他的起伏而起伏，甚至和他一起为区桃的牺牲而流泪、为陈文婷的背叛而心痛、为胡杏的受虐而愤怒。但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基本未超越教材的阐释。

　　第三次阅读，是2005年我的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获批之后。如果说第一次是以少年文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的身份阅读，第二次是以青年教师的身份阅读，那么这次则是以中年研究者的身份阅读。作为研究者，需要以文学鉴赏与历史审视的双重眼光扫描“十七年”时期的著名作品，评估其各自的文学价值，在横纵坐标中给予其文学史定位。

　　《三家巷》属于“革命历史小说”：它直接表现了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真实的重大历史事件，间接提及了中山舰事件，还让主人公周炳与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直接交流，叶剑英、叶挺、周文雍、张发奎等历史人物也一度登场。按作者的说法，它反映的是“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

　　与包括《红旗谱》在内的“十七年”时期其他小说相比，《三家巷》最与众不同的，是对阶级关系的处理：《红旗谱》虽并未完全以阶级划界（贫雇农老套子并未参加暴动、朱老星与地主冯老锡关系尚好），但地主和农民并不通婚（冯兰池想娶春兰为妾遭拒），而《三家巷》里铁匠周家与买办陈家、官僚地主何家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和恋爱纠葛。《三家巷》里周家三兄弟参加革命并非由于经济和物质的困境：周家是世传铁匠，虽远不及陈家、何家富裕，却也衣食无忧，否则陈万利绝不可能同意儿女与之通婚。周家长子周金在兵工厂做工，“活虽然重，工资还算不错，一出身已经比他爹强了”；次子周榕、女儿周泉都读得起中学，周榕毕业后还任教员；三子周炳最后放弃读书，主要是因厌学以及自尊。说到底，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生存，而是出于对现状不满——他们痛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希望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使自己的人生更充实、更有意义。这样的描述不教条、不概念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

　　由于作者注重将铁匠周家和买办陈家的人当作完整丰满的“人”而非阶级符号来写，所以在作品中，他们并非生下来就是“天敌”，就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他们之间通婚结亲、子女还一度义结金兰，就不足为奇了。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欧阳山又注意表现阶级属性对人的思想观念、价值立场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如果不是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周陈两家如果不是直接卷入这些事件，他们不同阶级出身和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思想情感与立场差异或许不会立即凸显，同学时期的陈文雄、周榕、何守仁还可以结盟换帖、共论理想抱负，而一旦接触实际，矛盾冲突就无法避免：周泉嫁到陈家，虽无物质之虞，却很快感到没有地位、不被尊重；陈文娣一时冲动与周榕私奔同居，回到广州后周家无法给他们提供婚房，她的热度便逐渐冷却下来，最后与周榕分手，嫁给自己原先并不喜欢的何守仁；陈家四姐妹中，长女陈文英、四女陈文婷都爱慕周炳，次女陈文娣一提周炳也不由自主地脸红，但陈文英的“爱”是出于对美男的天然冲动，陈文婷的爱也限于青春少女的浪漫幻想。她们与周炳并无精神上的相互理解，他们并非知音，所以周炳面临失业逃亡困境时，陈文婷就抛弃了他。陈家子女都是把物质享受看得很重的人，而周家兄弟淡看物质，他们更看重社会正义与个人理想，甚至不惜为理想和正义而牺牲个人生命。

　　这样，周家三兄弟参加革命的动机，已超越生存和生理乃至安全需要，而主要出于孤独个人在对生存价值产生怀疑时所产生的归属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革命活动中，他们的人生境界得以升华，人生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实现，这就更接近革命的最终目标。由于《三家巷》对人性和阶级性关系的辩证处理，在出版时曾引发巨大争议，而在今天看来，那些否定它的理由已站不住脚。当然，《三家巷》仍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比如作品中所有“超阶级的爱”虽一度发生，却最终皆归失败，陈家兄妹最终无一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历史上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而最终毅然决然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

　　有趣的是，《三家巷》还明显受到古典小说《水浒传》和《红楼梦》的影响：《红旗谱》所受《水浒传》的影响体现在朱老巩、朱老忠、张嘉庆和李霜泗们的侠义性格方面，所受《红楼梦》影响体现在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腻描摹方面；《三家巷》里周炳的俊美多情以及人见人爱的“女人缘”颇似贾宝玉，但周炳比宝玉更具“男人气”，是对宝玉的超越和“升级”——他见区桃遭欺而愤然出手、在震南村领衔“十大寇”，令人联想到梁山好汉。

　　反复品读，感觉《三家巷》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魅力方面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它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同年龄、身份、学识、阅历的读者阅读《三家巷》，不仅能了解党领导人民革命的早期历史，重温百年前追求进步的青年们战斗的人生历程，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澎湃激情与高扬的理想情怀。（阎浩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