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周仲谋

　　“抒情”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文学家陈世骧先生曾指出，“抒情精神在中国传统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作家的情感投射在笔下的人、事、物上面，读者通过阅读作品，看到作家描写的一切，也看到作家的内心，这就是“有情的文学”。

　　甘肃作家张存学的小说《白色庄窠》也是一部“有情的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真挚细腻，呼之欲出，感人至深。《白色庄窠》讲述了甘南藏族地区一个家庭的变迁过程，既是一部家族变迁史，也是一部民族地区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史。小说中的周王氏姥姥作为家庭的长者，一手创建了白色庄窠，却不得不看着它日渐衰败，子女们一个个离家而去。在社会变革面前，藏文化与汉文化虽有摩擦却日渐趋同，藏族血统的周王氏姥姥最终无力对抗以加告街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冲击。作为传统、纯洁象征的白色庄窠，也无力对抗喧嚣、繁华的侵袭。家园陷落，白色庄窠的后人们只好选择逃离，在漂泊动荡中追怀故乡。

　　像这样以家族变迁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似乎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史诗性”特征，但是如果深入小说的内部肌理，仔细分析其内容就会发现，《白色庄窠》其实更注重抒发“故乡异化”带给人们的内在心灵感受，抒情的分量要大于写实的分量。

　　从写实性上考量，小说中虽然一再强调家族的“厄运”、白色庄窠的败落，却没有通过强劲有力、极具戏剧冲突的事件去表现白色庄窠衰败的详细过程。小说中写到的比较具体完整的事件，是阿姐周雪芹与李尕让的不幸婚姻。李尕让屡屡纠缠周雪芹，被卡尔罗刺伤，李家以此为要挟，强迫周雪芹嫁给李尕让。为了挽救卡尔罗免受牢狱之灾，周雪芹只好跟恋人肖连分手，嫁给了李尕让。婚后生活的不和使得周雪芹又开始与肖连来往，引发李尕让和肖连的暴力冲突，在争斗中肖连错手杀死了李尕让，自己也因伤口感染而死。小说重点描写的这个事件并不是现代化变迁中传统家族衰落的有力佐证，因为类似的事件可以发生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白色庄窠的衰落固然有外界现实冲击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由于后人们的离开造成的。从世俗的角度看，白色庄窠的后人们是在走“上坡路”，是成功的。“我”考上了大学，卡尔罗上了中专，卢雅学业出众，选择留学国外并定居美国……除了表姐周雪芹被迫嫁给李尕让并由此带来一些悲剧性事件之外，白色庄窠并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外界的欺凌，而且在表姐周雪芹的不幸婚姻中，李五十三、李尕让父子虽是悲剧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悲剧的承担者。因此，《白色庄窠》中所抒写的悲愁不仅来自外部事件，而且来自人物的内心，来自内在心灵对时代变迁的敏感，来自灵魂深处对善恶是非的执着。

　　困扰白色庄窠成员的，不仅是外在“形而下”的现实问题，更是内在“形而上”的精神问题。周王氏姥姥和周特舅舅先后走上自我忏悔、自我放逐的道路，卡尔罗选择远遁青海，“我”客居兰州，父亲更是在迷茫中死去。所有的悲怆，都是灵魂的悲怆；所有的哀愁，都是内心的哀愁。而这些悲怆和哀愁，正体现出人性的高贵——不愿意在屈辱中与现实苟合的高贵。

　　可以说，《白色庄窠》是一部关于“疼痛”的书，抒发的是精神上的“乡愁”。尽管在身体上，后辈们可以回到地理意义上的白色庄窠，但在内心深处，作为灵魂安放之地的故乡却再也回不去了，他们始终摆脱不了远离故土的“无根之痛”。书中抒情主人公“我”游荡、漂泊的意识和迫切逃离故乡的想法，与《古诗十九首》名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中多次写到人物的沉默，例如阿姐周雪芹的沉默，阿哥卡尔罗的沉默。沉默也是抒情的一种方式，“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这样的抒情不是也让无数读者唏嘘不已吗？

　　《白色庄窠》的内在抒情特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相契合，但抒情方式却是现代的。宽泛地讲，现代人都有一种精神上的“乡愁”，在工业和商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分崩离析，使现代人产生强烈的离散之感。离散是主体认同的焦虑所致，从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离散也是现代人内在心灵的“漂泊意象”，刻印成精神创伤的印记。小说中描写的动荡、游移、不确定状态，颇具现代意识，恰好与哲学意义上的“乡愁”“现代性的创伤”构成呼应。从小说的一些抒情话语中，如“往事蜂拥成为此在的场景”“逃离本身成为一种状态，我在此状态中被悬置”，也可窥见存在主义的影响痕迹。

　　总的说来，《白色庄窠》有一种洁白素净的气质，干净、含蓄、节制、内敛，且语言有密度，信息量大，是一部经得起咀嚼的小说。小说娓娓道来，絮絮而谈，任情率性，繁辞絮语之中，自有真意。全书弥漫着一种惆怅、伤感的情绪，感情的抒发又适可而止，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白色庄窠》是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继承，是“有情文学”的现代延续。（周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