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砂丁

　　在青年诗人李琬的散文中，总是会遇见一些颇让人动情、但又不免为之揪心的时刻，让习惯于稀松平常之事的我们的心灵，经历一次次小小的地震。在十六岁夏天从怀化到吉首的长途客车旅行中，坐在作者身边的普通打工女孩，“用不标准的口音问我借手机发条短信”。短信未曾删除，留在了作者的手机上，随后作者发现短信上写着简短的这么一句：“辰子，我走了，我借了你三千块钱。”敏锐的作者随即补充道：“这几个字，对于十六岁的我来说，已经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兴味”。在昆明的时候，作者和父亲坐出租车去机场，乌黑长发的中年女司机偶尔听到“我”和父亲的谈话，得知他们是武汉人，便开始打听她三十年前在同一个工厂工作的男同事，也留给“我”的父亲一张联系的字条。后来，“我”的父亲联系上了这个失踪的人，于是远在昆明的女司机的人生出现了不无波澜的变化。

　　李琬散文里对他人声音的描绘和呈现，总是从即兴、偶然的交谈开始的。《山川面目》里年轻的抒情主人公很少单独旅行，而总是有一定范围和数量的少数一些朋友相陪伴。关于旅行带给她生命提拔的意味，作者如是写道：“在困倦中，我贴近每一个半陌生的人坐着，因为每一个半陌生的人都是一种节日。”而在“我与你”共在的“节日”中，“人们怎么会不相互依赖？”而在小小的“斗室之内”讨生活，“心是有些硬的”的作者的心灵图式里，“交谈”所牵引进来的“半陌生”的他人带来了和“那种无问题的平面的生活”相对抗的结构，在交谈中，作者突破了生活的无形之网构造的精巧的笼子，向外“发出叫嚷”，化为作者的主体向外透射和敞开时深深压抑着的渴望。在李琬的散文中，我们看到那个不希望被禁锢在室内的窄小天地和窒闷学院里的自由心灵在交谈中灵动地腾挪她那个自我的位置，“交谈”于是成为一个游动的装置和边界，一个主体、人我间的感受性中介，在一些时而窸窣时而清晰、果决的抒情声音里，展布为动人的种种文字音响。

　　在《凡耳偶得》中，李琬自陈喜欢在手机上听广播，是因为“音乐没有体积，没有形状，不占据空间和视野”，却占有听者生命中一段独在的时间，“强迫”听者去接近和进入它细密流转的音响。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听广播时，感到“我们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其他打开广播的人一起在听它”，于是，以广播为通道，音乐不仅自身流淌为一段私密、属我的时间，它也构造和扩展为一个空间，在天涯此时共同分享的聆听里，时间便被赋予了空间的伦理性，通过“我”的在场与无限广大陌生的他人建立一个“共在”的场所，我们的生命于是由时间所占有的一个单独的“点”，扩展为涟漪般向外层层推递延展的、无限广大的“面”。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两千八百岁生日的彼时彼刻，这位敏感的旅行者抓取到手风琴缓慢流溢的声响，而感到从周围“每一个民谣歌手的喉咙里”流淌出来的，都是“熟悉而模糊的歌”。同样是在陌生的人群之中，“我”和无限广大的他人的面孔共同分享了这座西亚古城“两千八百年中活过的一小时”，共享的时间因有他人的参与而被赋予了空间性，时间于是变得“有香味”，“落在所有的阳台、卧室、餐桌和纱帘上”，在这样一个如空间般扩散开去的时间的此刻，抒情和游走的“我”体会到“那联结我们所有人的东西还未失去”，且“隐隐约约”“又有新的联结被捏塑起来”。

　　“交谈”，这是李琬的散文中似乎颇为核心的抒情构造。交谈需要音响，无论这音响乃是实有的声音，还是面孔、气味、形象、身体、姿势、话语，在作者这里，交谈都需要一个中介，无论这个中介以何种面貌出现在作者对事物加以打量的目光之中。李琬试图寻找一种伦理的音响，此种音响既是独在的“我”的低语，又在合度、适宜的范围内迎纳不同人群的面孔，并且将一种温暖又困顿的友谊和依赖细密勾勒出来。

　　对“我与你”相遇的渴望，贯透在李琬的声音里，那种总是比平常高那么一点点的知性化的气息和语态，保全了通向某个超越性平台的势能，但这些声音又是那么清凉，像被南方的雨水打湿又被轻轻擦去的临街咖啡馆洁净的橱窗，可以供外面的行人躲雨时向内无辜地张望，也可以让室内歇脚的顾客在发呆时偶尔抬头望向室外行人斑驳、模糊的背影。但“交谈”的中介是存在的，是一面透明的玻璃，李琬的咖啡馆不时邀请陌生的行人留下、驻足和观看，但那似乎只是片刻的美好时光，有时候也透着滤镜，小小而明亮的咖啡馆也仍然有它关门和打烊的时刻。

　　李琬的智性与一种常常对自我进行审视和反省的姿态，构造了她的抒情音响里从容有余、自如进出的疏朗密度，并且时时刻刻又是怜惜地朝向自我的，这使李琬的“交谈”总是维持在一个她的自我可以控制，并不逾矩也鲜少突刺的平衡的形式尺度之内。李琬从格雷厄姆和莱维托夫那里看到和汲取的养分，或许不外是对“中介”的这种理性控制。

　　无论在诗歌里，还是在散文写作中，李琬都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理智和知性的大脑如何能够妥帖地组织和安排它原本或许激情漫溢甚至超越边界的抒情冲动，以使抒情的音响和浓度始终处于一个略高于日常、低空俯视、平衡而不逾矩的视觉界面之内。她做得足够精巧，也足够疏密自如，显现出一个逐渐成熟的写作者对自身命运和周围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与那种对自我的娴熟的共处，以及对“我与你”之伦理尺度的安全、游刃有余的力度控制。在所有这些方面，李琬显现出一种“综合”的耐心和美德，主体和形式都那样平衡、工整，但或许，读者也会有对危险、破坏、艰困和恶劣的期待。（砂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