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颖（编译）

　　布鲁姆斯伯里人物里，克莱夫·贝尔一直是配角——他是凡妮莎·贝尔的丈夫、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夫、梅纳德·凯恩斯和利顿·斯特雷奇的朋友，但他常被描述为历史的见证者而非参与者。贝尔被认为至多是个品味不错的小人物，谈不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个最坏的标签——同情纳粹、占伍尔夫便宜的好色之徒。然而，在马克·赫西（Mark Hussey）的新著《克莱夫·贝尔与现代主义的形成》（Bloomsbury，2021）中，贝尔走到了舞台中央。

　　贝尔喜欢吹嘘自己“天生俏皮”，是“喝香槟的料”，在与凡妮莎的开放式婚姻中，他风流韵事不断。不过他确实是有点特立独行——贝尔没有受邀加入斯特雷奇和伦纳德·伍尔夫的使徒社，但他离开剑桥时拿了个体面的学位。

　　凡妮莎和贝尔的大儿子朱利安出生后不久，贝尔便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相恋。这段纯洁激烈的三角恋在伍尔夫看来是“她和贝尔与凡妮莎的恋情”。这段时间，她精神尤为脆弱，但赫西在书中描述说贝尔很少认真对待伍尔夫的心理问题，“反而怂恿她不顾后果、恣意妄为，甚至徜徉在她热切的关注中”。尽管如此，贝尔仍不失为她作品最早的读者和重要的评论家，提供了很多意见。虽然伍尔夫觉得贝尔的用词是“想要伤害别人，同时避免被人发现”，但两人逐渐疏远时她又对他心生思念。赫西耐心追溯了两人之间跌宕起伏的关系，是本书一大亮点。

　　从信件、档案和贝尔的作品中，赫西发现，贝尔值得被重估。今天人们认为贝尔对现代主义的一大贡献是他那本《艺术》（1914），书中引入了“有意味的形式”理论。而赫西认为贝尔还有更大的功劳——1910年，他帮助罗杰·弗莱将“马奈与后印象派”一展带到伦敦。25000名观众看到了马奈、塞尚、梵高的画作，穿粗花呢的英国人第一次接触到数年前在巴黎引起轰动的革命性艺术。虽然不确定是不是句玩笑话，但伍尔夫认为这次展览改变了人性。

　　贝尔是和平主义者，一战时拒服兵役，在家务农。他敦信王尔德式的个人自由，在《艺术》之后，一直努力引介欧洲的现代主义。他最早介绍普鲁斯特的著作，也为《名利场》撰文。一位评论家称贝尔将艺术写得“像板球一样有趣”，吸引粉丝无数。的确，贝尔独特的品味定义了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在“缔造现代主义”这点上，他不是作为一个创造者，而是他人作品的阐释和普及者。

　　赫西全面评价贝尔的作品。在《文明》（1928）中，贝尔提出一个文明社会需要有奴隶阶级来维持运转，赫西说：“他的研究根基就有误，许多西方主流话语也都由此发展而来——即把任何不符合预先设想的、不符合某些概念的东西排除在‘普遍性’之外。”其1938年的文章《战争贩子》主张世界和平，并暗示“纳粹世界里或许有很多幸福”，赫西也将这视为贝尔一战时“遁世”逻辑的延伸。

　　书中人物很多都不喜欢贝尔，比如亨利·詹姆斯就称他为“三流男人”。但很明显，赫西不在此列。这本精巧的传记可能有点过时，但对传主还是宽厚仁慈的，维护说他并不“业余”。赫西在承认贝尔缺点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他对英国现代主义有着特殊的贡献。（于颖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