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基于问题意识的观念批判与悲悯建构

　　作者：高　森

　　电影《我的姐姐》翻拍自多年前网络上一个极具争议的帖子《父母去世，我该不该养2岁的弟弟》。该电影带来的探讨与争议，也充分印证了讨论这一主题的必要性。要正确理解这部影片，不应局限在原型故事以及衍生出的相关话题层面。因为影片只是借用了原型故事的外壳，它所建构的影像空间真正要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和问题。笔者认为，应从话题到问题的转向，对片面偏执的传统观念的批判，悲悯情怀的建构三方面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传达的理念。

　　不难发现，影片中悲剧的根源在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对男孩的偏执让父母与孩子们陷入无奈的困顿纠结。所以说，影片对于重男轻女这一问题的凝炼与揭出是有力度的，编导没有就话题而话题，而是从话题上升到问题层面，体现出现实主义创作应有的高度，单从这个层面而言，这部影片是成功的。

　　影片通过三个震撼人心的悲剧女性形象，有力地控诉和鞭笞了重男轻女的观念。第一个女性形象是影片的女主角安然。她本应拥有自己的“安然生活”，但当父母偷偷生下弟弟之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对婚姻有莫名的恐惧，在父母意外身亡后，担负起养育弟弟的责任。第二个悲剧女性形象是安然的姑妈。姑妈是个传统贤惠的女性，从小经历原生家庭的不公待遇，同是父母的孩子，但事事都是弟弟优先，却苦于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第三个女性是一个可怜的孕妇。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她，迫于无奈，坚持冒着生命危险生产，为的就是生个儿子，给丈夫和婆婆一个交代。

　　悲剧形象的设置批判了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的戕害，社会的无形观念束缚了她们本可能的美好和自由。事实上，重男轻女作为一种观念，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观念背后隐匿的是共性的认同，这让某些偏执的观念“合理化”。由此，此类观念认知的解构是困难的，影片《我的姐姐》故而是一幕注定的悲剧，体现意识形态选择的无奈性和承继性。安然的奶奶重男轻女的观念害了姑妈的一生，父辈自然而然又承继着奶奶的观念，同样也害了安然的一生。事实上，奶奶和父亲也是重男轻女观念的受害者，可悲的是他们的不觉醒进一步毁灭了亲人的美好生活。

　　从整体构架上看，影片在揭示问题和批判片面观念的同时还以艺术之心怜悯着深陷其中的芸芸众生，彰显艺术层面的悲悯情怀。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形成相关认证。

　　一是安然与弟弟、姑妈以及舅舅的和解。安然与弟弟的和解在于当弟弟不在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对这个孩子无所挂牵，他们应当共同面对片面观念的偏执；与姑妈的和解在于当安然听到姑妈关于套娃的诉说后，向姑妈鞠躬致敬，这表达着两代悲苦女性的跨代际理解；与舅舅的和解体现在墓园外安然朝着舅舅真诚的会心一笑，表达着观念里男男女女的困顿与悲哀。

　　二是套娃的物象隐喻。套娃在影片中不仅是叙事推进与意旨呈现的关键道具，也是影片悲悯情怀的集中展现。影片中关于套娃的片段不仅让两代悲情女性和解，也表现了编导对重男轻女这一传统观念的关注。其实，套娃的指向对象并不仅仅是姑妈或安然，更是许许多多个“姐姐”以及套在她们身上如出一辙的辛酸宿命。

　　当生活的环境将观念约定成俗为一种传统的时候，个体力量要如何与之抗衡？现象的本身并没有对错，对错实际上在于这些现象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所衍生出的悲剧和伤害。于是，我们很容易理解这部影片的开放式结局，既然问题的揭示和观念批判就一部电影而言也略显无奈，那么，在上升到悲悯情怀的层面，还需要什么结局呢？或许，也只有这样的悲悯才能让人感到刺痛，让人开始反思。

　　（作者系滨州医学院宣传部副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