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月

　　前些日子，一部取名为《中国》的纪录片在卫视播放，如此沉甸甸的两个字赋予一个纪录片，反映出了制作团队的野心和信心。《中国》所展现的并非是通史片段或者历史关键节点，而是以文明与思想为主脉络，讲述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后世中国人对历史的感受。

　　随着《中国》纪录片的热播，同名图书也随之上市，这本由《中国》纪录片创作组所著的影视同期书，将片中的旁白稿整理成文字内容，并配上纪录片中的剧照图片。可以让读者对影片中的文字细细品读，避免在纪录片中被画面和情节带乱了节奏。一些只有书中才有的主创手记，让读者从创作团队的角度来探索纪录片背后的深意。

　　作为这样一部历史厚重的纪录片，文稿与核心思想背后一定要有着过硬的学术基地。作为本片学术顾问的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沙武田在创作手记中就“历史学人的新时代担当”“影像史学的特性”“《中国》纪录片的基本历史观”“《中国》纪录片的叙事表达”这四个方面做了阐述。他认为，纪录片的基本历史观尤为重要，历史观决定了解读角度和思维方向。尤其是以“中国”为命名的纪录片，这种庞大纷杂、涵盖范围广泛的概念，更需要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来作以引导。

　　沙武田以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为核心，着眼于“历史大逻辑”，在汉字、儒家文化、礼仪制度、国家制度、家国情怀中找到问题的切入点。在中国跌宕起伏、混乱与统一、伟大与低落的记忆中，寻找作为中华文明中一直被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究竟怎样才能被称为中国？人具有了哪些特点便可称他为中国人？沙武田将目光聚焦到汉文化即儒家文明上。

　　看中国历史似乎有章可循，又似乎乱象丛生，但当我们以一种逻辑进行串接后，我们会发现儒家文化、典章制度、人文传统、民族精神等方面总是一脉相承。汉文化作为文明的样本，在发展、进化、融合、固守等一系列动作后，依旧能保持着旺盛的动力。如果细究,我们会发现儒家内在的发展动力恰恰是中国的频率，儒家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能促使中华文化的一次大飞跃，使得前后样貌大不相同。在如此的逻辑下，《中国》的主轴便有章可循了。因此《中国》第一篇则以中华思想的萌芽阶段春秋时期为起点，以孔子的经历和思想为整部纪录片确定基调。

　　《中国》第一季以春秋为起点，以盛唐为终点,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思想和制度发展的结构。中国思想的诞生、政治发展统一的产生、多民族融合的历史阶段、思想再度绽放新色彩这四个阶段,恰恰是中华文明从萌生到第一次的飞跃发展。给中国历史进行阶段划分，必然需要深厚的历史积累以及对历史的理解，《中国》在确定的逻辑下，通过思想、国家、民族三个层面，对历史进行衔接，以故事的连贯性将历史以故事和人物进行上下对接，使每一章、每一节都顺着主创者想要表达的逻辑与脉络进行发展。轴心时代、百家争鸣、铁血统一、郡县新制、独尊儒术、开疆拓土等故事性极强的关键词，将整本书、整部纪录片串联了起来。

　　不过在叙事方面，纪录片的部分观众评价仍有不满意之处。不满意的焦点集中在观感上，认为《中国》的内容在节奏方面剧情稍显拖沓，过于注重故事而轻史实，追求画面的极致美，但又与诉说的内容脱节。笔者在阅读文字时也发现，一些浪漫主义的叙事缺少扎实的历史文本依托，假以历史人物第一视角的主观发问，反而容易削弱文本在历史方面的真正价值。而在资料取舍方面，主创团队因为选入了过多的细枝末节，从而无法从整体让观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通顺和精准的认知。过多的文学描写和主观臆测，让整体文本大打折扣，这部记录片如果能更重“史”轻“文”些，观感便会提升。

　　作为总导演的李东珅、周艳也在书中谈到对于叙事层面的想法，其中谈到了文本书写和影像叙事之间的问题。当文字转变为影像时，话语体系变了，承载的信息量变了。文字的准确度需要为了画面而让步，尤其是思想、文化这些抽象的理解，需要具象化加以说明。这其实是过于让渡影视画面而造成的结果，为了追求画面的美感而让文稿做了替补。简单的画面不足以调动人们的情绪，这时就需要文字加以渲染，但渲染过后的文字对于历史来说，大大破坏了文字的准确和抽象概括能力，以至于单拉出文本集结成书后，内容会有些啰唆絮叨。当然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大项目在影视的操作层面难度很大，通常不是一己之力所能捋清楚的，如另一部记录片《中国通史》，则在文本和叙事方面互相契合，并且文本单拿出来就是文字语言，放进画面中又能补充镜头语言的不足。《中国通史》在文本叙事等方面本着历史工作者该有的态度进行雕琢，虽然画面不够精致，但逻辑清楚、节奏紧凑、历史关键节点都极为清晰，是历史类纪录片的文本叙事学习典范。

　　文稿之中虽有瑕疵，但可以看出《中国》直面的现代观众与现代中国的问题。当今中国走到了快速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需要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深思自己与时局的关系。而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在面对着未来时，我们不禁需要回头看看曾经的历史，寄希望于从中找到对未来的启示。（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