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巧叙述策略下的命运抉择与悲欢离合

　　作者：张崇员

　　时隔八年，余华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文城》引发热议。在笔者看来，《文城》是作者历时多年潜心打磨的一部精品力作，是其以往小说的集大成，既承接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下午》等小说所具有的先锋精神，又延续了《活着》等小说所倾力叙述的人物与其命运之间的友情；既有关于暴力、血腥、死亡的场面铺排，又以朴素、纯净、凝练的语言叙述了直抵人心的温情故事。得益于作者对叙述策略的精巧选择和娴熟运用，《文城》通过非聚焦和内聚焦的互补视角，透视人物在生存困境下的命运抉择、悲欢离合。

　　叙述视角是读者进入文本世界的途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聚焦”理论将叙述视角分为了非聚焦型、外聚焦型、内聚焦型（又可根据焦点稳定程度分为固定内聚焦型、不定内聚焦型、多重内聚焦型）。小说《文城》整体采取非聚焦视角，但在叙述进程的关键环节往往采用某个人物的固定内聚焦视角，以人物的“有限视野”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并有意识地省略一些必要信息，形成一段空白，为后面的补叙留足空间，引导读者与文中人物共同陷入某种“无知”的状态，体验相同的生存境遇，增加对文本的阅读期待。

　　例如在叙述林祥福与刘凤美相亲时，采用林祥福固定内聚焦视角，在林祥福的眼中，“她给他装烟时双手哆嗦，媒婆问了她几句话，她也没有回答。”她和林祥福四目相望时，林祥福热血沸腾，接下来心猿意马，当女方父亲问他是否留下吃饭，他想留下来，“可是媒婆的眼色改变了他的想法”。这里林祥福明显被相亲对象刘凤美的容颜吸引，有想留下来继续交往的意思，但由于采用了“有限视野”，他只看到媒婆使眼色，却不知为何，回家路上才得知，媒婆使眼色是担心姑娘可能聋哑。就这样，林祥福与一段姻缘失之交臂，一个“莫名的眼神”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也为后面他与小美的情感纠葛提供了可能性和期待视野。

　　在全书后半部分《文城·补》中，叙述了顾益民以商会名义安葬了小美与阿强的情节。因从遗体身上取出的银票数额巨大且小美在外有过生育，并且孩子很大可能已夭折，“顾益民吩咐家里的女佣和仆人，这些都是难言之隐，不要外传”。由于消息没有外传，加之顾益民并不知道林祥福与小美的关系，即使后来林祥福长期生活在溪镇，也没能见到小美最后一面，最终寻人未果，抱憾终生。这也正好印证和解释了前面的叙述，为什么“他与陈永良几乎走遍溪镇人家，没有发现小美的痕迹”。作者通过顾益民的“有限视野”进行精妙叙述，一步步抖开“包袱”、解开“谜团”。

　　余华善于将人物置于极端困境下加以考验、探查人性，展现人物的命运沉浮。但与《第七天》像推土机一样把现实的荒诞、秩序的混乱、生存的无助直接推到读者面前不同，《文城》是将现实和故事以一个个简单简洁的叙述单元形成一个个叙述浪花和环环相扣的叙述节奏，并通过自然线性、互补印证的方式形成巨大的叙述张力和穿透力。如果说《活着》写的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力量，那么《文城》则延续了“活着”主题，通过凄美绝然的故事叙述了“更好地活着”的温暖与感动、孤寂与悲壮，通篇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高尚。正如余华所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面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样的目光看待世界”。笔者认为，《文城》正是通过表现艰难生存境遇下的命运抉择和悲欢离合，写下了对人类生存世界的审视思索和悲悯关照。（张崇员）